密尔的《论自由》的两个中译本——马君武译《自由原理》和严复译《群己权界论》都出版于1903年,并且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影响。但学界长期以来只关注严译本,而对马译本不够重视。本文考辨了密尔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译前史",并讨论了这两个译本与密尔的原著的差别,进而结合清末的历史语境对"误译"进行了阐释;此外,本文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种刊物为例,讨论了密尔自由主义在译介之后的传播问题。这些讨论不仅梳理了《论自由》在中国的旅行轨迹,同时也在方法论上廓清了仅把"西学东渐"局限于理论演绎层面的误区,认为西方理论的译介与传播和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相连,"误读"正是历史对话的"症候"所在。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2010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