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形罩》看美国女性创作的困境与创新

从《钟形罩》看美国女性创作的困境与创新

鲁婷婷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6

摘要：普拉斯的《钟形罩》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它以话语平实的文化底蕴和言语的创新彰显出当时美国女性创作下面临的困境，以及作者超越现实的文学无畏精神。本文立足于作品，以女性创作为切入点，从《钟形罩》中体现出的创作文化困境、文化转向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方面进行分析，揭示出《钟形罩》所折射出来的美国女性创作的现实意义以及对后女性主义的思考。

关键字：女性主义、话语困境、革命式言论。

前言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第二次女性主义高潮也就相应而来。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女权主义政治运动推动了女权主义的发展。从历史根源来看，启蒙主义时期的天赋人权是女权主义产生的根源，女权主义理所应当吸收力天赋人权的思想，这里也当然也包括妇女。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也开始在漫长的父权社会压制下寻找一条争夺女性权利的道路，其中包括选举权、离婚权、性别的认同、自由恋爱等权利。随后就有很多女孩继续在大学里深造，接受高等教育。当一系列女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传播开展之时，一本出版于1963年初、署名作者为维多利亚·卢卡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TheBellJar）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校园读者和女性读者所阅读、接受并欣赏，他们从书中女主人公的身上找到了认同和共鸣，并以此为武器对男权社会发起强有力的理论挑战，成为六十年代社会思潮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真正的作者、以自白体女诗人身份而闻名的美国作家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Plath）在创作之初，并没有看到其文学上的价值，而更多地看做一次用打字机和笔完成的心理治疗，所以她才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名发表作品。讽刺的是，普拉斯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离开这个世界，证明了这次“治疗”本身也是一场徒劳，也从侧面体现了诗人极其矛盾的复杂创作心理，这给了我们对《钟形罩》进行复义解读事实上的可能性。

从国内已有的对《钟形罩》（以下均简称《钟》）的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是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对文本的语言风格、叙事技巧和情节结构进行细致分析，进一步对文本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阐发评价，最终进入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对于两性关系的深度思考。笔者认为，《钟》的出现并非仅仅是一次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先声，更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这片特殊的文化土壤所必然孕育的思想成果。“艺术的文化能揭示整个文化中情感和舆论的特征，正是这些变化全面揭示了艺术家不自觉的信念。”[《伊甸园之门》前言IV]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站在更广阔的文化批评视野上，把握《钟》所蕴含的文化史价值。

普拉斯成长于读着塞林格这样的作家的四五十年代，在《钟》中所展现的女性自我书写不仅多了一层内省的知识分子色彩，更是首次站在年轻女孩的视角重新思考当时困扰着所有美国年青一代的种种问题，因主流文化的双重迫害在埃斯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让当时的广大女性青年读者找到强烈的精神共鸣。在上一章深入文本内部探究《钟》之所以被人关注除所展现年轻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外，还深深地揭示出了当时美国创作所面临的种种话语文化危机。因此我们必须从小说人物中走出，从作者普拉斯创作的个人背景和时代土壤出发，分析《钟》在展现这种困境的同时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隐喻，发现其在哪些方面折射出六十年代初的美国文化状况。

1.在文化转向的真空地带艰难求生

美国艺术评论家哈罗德·罗森堡曾经指出：“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普拉斯所处的时代，恰恰同时遭遇了“担起重负”和“死于荒野”两个看上去截然相反的命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从《钟》里面听到隐含作者发出的两种声音，一种是通过女性独立的思想光芒对当时盛行已久的死气沉沉的冷战思维文化的大声反拨，另一种则是最终发现无力改变文化结构现状时发出的孤独凄凉的呜咽，复调文字的撕裂感始终贯穿于全书的每个章节、每段剧情，甚至每个段落。、《钟》正好被夹在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种对立文化间的真空地带，不知该何去何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美国创作当时存在的一稿中所论述的三组两个世界的共时对立在历时状态下的进一步延续。

换个角度，我们又可以把孕育普拉斯和她的《钟》的时代看做是文化领域承上启下的关键桥梁。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迪克斯坦直言，能够经历那样一个时代本身就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不像五十年代那样四平八稳，又不像六十年代那样狂热和动乱，但是又充满着尚未死亡的过去和朦胧意识到的未来之间的可怕的不协调。”[《伊甸园之门》第89页]普拉斯成长于五十年代的学院气息和冷战思维浓厚的思想氛围下，一成不变的等级规范和对异端思想的排斥早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具体到文学创作中，人们甚至自动忽略介于儿童期和成人期之间漫长的青春期，这种虚假的、主观的创作上的老成培养了一大批看似形式圆熟实则毫无阅历的空洞作品，它们暴露的是对现状的安逸和对经验的恐惧。普拉斯在塞林格以及随后到来的“垮掉的一代”作家身上，看到了某种反学院主义的暗潮，那是一种对表现传统、浪漫传统和惠特曼的深切呼唤。六十年代文化让小说不再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而且人们渐渐开始不相信那是一面平滑的镜子），而成了放大镜乃至显微镜，需要的是放大到内心深处的细节而不是清节布局虚假的宏大，他们发现生活只有在得到最为隐秘的表现时才可能更加接近真实。《钟》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度不协调却又具有巨大潜力的文化土壤中应运而生，而其具体的文化隐喻则体现在后文论述的两个方面中。

2.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矛盾挣扎

埃斯特的故乡是美国东北角、清教之风依然盛行的波士顿，在当地人看来自己的故乡新英格兰是一片未经玷污的道德净土，可是在以纽约为代表的大都市居民眼中，那就是下层社会和懵懂无知的代名词，是即将被时代步伐所淘汰的老古董。由于自己的出身，埃斯特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个城市上流社会的他者存在的，她既没有阶级地位，也没有经济地位，更谈不上经验。尽管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冷静的态度，但骨子里的埃斯特依然渴望摆脱原先一成不变活在幻想中的生活，以此进入另一个更高水平的世界生活下去。

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埃斯特的经历仿佛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美国梦实现。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19岁女孩获得了一所顶尖学校的奖学金，开着私家车驰骋于纽约曼哈顿这个世界的心脏，这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吗？但事实远比这要复杂和混乱。她明白自己本应该对于在纽约的日子感到很兴奋，但是她对此的反应总有些许不对劲。她感到说不出的死气沉沉。在联合国大厦的豪华会堂中，埃斯特却想象自己的人生像一棵无花果树，她“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的枝桠上，饥肠辘辘，就因为我下不了决心究竟摘取哪一枚果子。我哪个都想要，但是选择一枚就意味着失去其余所有的果子。我坐在那儿左右为难的时候，无花果开始萎缩、变黑，然后，扑通，扑通，一枚接着一枚坠落地上，落在我的脚下。”[《钟形罩》第59页]每一个都看上去特别美好，每一个最终却都成了糟糕的错误。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落差，一次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那个成天活在书本上的“女学霸”在面对早已注定死气沉沉的未来时，注定了将要走向幻灭的结局，无论是主人公埃斯特，还是埃斯特心中理想化的自己——琼，抑或是普拉斯自己。

结语

综上所述，《钟形罩》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影响大较大，意义深远。它的女主人公一直生活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下，但从未放弃寻找出路的生机，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冲击，女主人公无法适应这样体制下的生活，最终选择了自杀作为解脱。通过本文对女性创作困境的分析，为在父权社会压制下的女性发声，为她们获得一个更公平的生存空间而努力。

参考文献：

[1]《伊甸园之门》前言IV

[2]《伊甸园之门》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