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初教育思想及其作用

论汉初教育思想及其作用

张军威

张军威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2）03-0000-01

摘要：汉代初期，政治统治比较宽松，各种教育思想又重新活跃了起来。思想家们在教育的作用、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君主的教育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汉初；教育思想；教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焚书坑儒”的文教政策，各家学说受到压制。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在汉初又从新活跃起来。

一

“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1]从陆贾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初的思想家主要从教与法的关系上来论证教育的社会作用，强调教化的重要性。教化要得到很好的实行，统治者必须以身作则。贾谊主张礼治，认为礼与法能够产生不同的作用，“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礼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教化，教化“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2]贾谊还说：“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3]可见贾谊已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汉初思想家认为教化和刑罚是维护政权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教化是本，刑罚是末，这种认识为后代的思想家所继承。汉初思想家还从人性之善恶来论述教育在人成长和发展中的作用，《淮南子》把人性分为三等：上等者不须教化，他们本身就是行教化之人；下等者不可教也；只有中等人具有“仁义之资”，故可教其成善。“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4]

汉初思想家推崇先秦儒家教育内容，陆贾说：“《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叙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1]贾谊所主张的教学内容，同样以儒家经典为主。“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汉初百家争鸣，教育内容并不以儒学为限，陆贾就说：“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3]

二

汉初思想家的政治主张主要是依靠道家或者法家学说，但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却主要是来源于儒家学说。这是因为，与道家、法家等学派比较来说，儒家与教育的联系最为密切。不断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是儒家的一贯传统，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儒家学者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对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及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等均提出了看法，这是其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儒家的一些思想，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5]“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6]对移风易俗，巩固统治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是儒家教育理念得以在当时社会立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初出现了一些关于君主教育的思潮。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大封刘氏宗室子弟为王，希望他们能在维护刘家天下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到文帝即位后，经过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诸侯王国初封时人口少、经济凋敝的状况已得到了极大改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2]甚至“自为法令，拟于天子”。[7]为此贾谊、晁错等有识之士，纷纷上疏，希望文帝能采取措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但文帝以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政治的主导思想，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于诸侯王，只要他们不反叛，则不予干涉。在这种情况下，贾谊、晁错等人就把希望寄托在皇位未来继承人——太子的身上，希望太子即位后，变无为为有为，解决诸侯割据问题，以实现政治势力之真正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这便是文帝时君主教育思潮出现的主要原因。

三

经过汉初思想家的宣传，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德主刑辅”、“文武并用”才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方法，为此汉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文化教育发展的措施。

首先，注重知识分子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刘邦主要依靠武力取得天下，对知识分子不甚看重，尤其讨厌儒生，以至于取儒冠“溲溺其中”。然而经陆贾对秦亡汉兴原因的分析，刘邦不得不重新考虑文治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叔孙通率领儒生所制定的朝廷礼仪，又使刘邦领略到了做皇帝的威严。此后，刘邦开始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拜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叔孙通的百余弟子“悉以为郎”。下《求贤诏》，征召贤士，并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文景二帝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设置博士来安排他们。

其次，废“挟书律”，“开献书之路”。秦朝统治时期，禁止人们收藏、携带、讨论《诗》《书》等书籍，违者予以惩处，这就是所谓的“挟书律”。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流传、学习《诗》、《书》等百家著作。与此同时，汉政府还“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2]号召民间向政府献书。至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2]除朝廷外，一些爱好文化的诸侯王也积极从事收藏书籍、发展学术的活动，中央政府和诸侯国藏书的大量增加，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再次，兴教化，醇民风。汉初统治者重视仁义道德教化在移风易俗、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早在刘邦为汉王时，他即下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毋徭戍。以十月赐酒肉”。[2]三老的职责是掌教化，造舆论搞宣传，“凡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8]为了配合三老推行教化，还在乡里推举孝悌、力田等。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派人“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三老、孝悌、力田的共同职责就是推行教化，为民表率。汉初所推行的道德教化政策收到了显著成效,形成了“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黜耻辱焉”[2]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

总之，我们研究汉初的教育思想，一定要把视野放宽，不仅要研究学校教育的思想内容，还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多角度的去进行研究。把社会教化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会更容易的去理解汉初整个社会的教育思想。汉初的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只有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陆贾.新语[M].百子全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贾谊.新书[M].百子全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高诱.淮南鸿烈解[M].百子全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5]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方勇，李波.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