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

浅析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

严康

哈尔滨学院（150000）严康

【摘要】传统儒学发展至唐代虽然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相比于前后各代，其地位却有明显的下降。本文将从魏晋时期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统治集团扶持的弱化，佛、道二教的冲击和唐代文人士大夫的异儒思潮四个方面来论述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

【关键词】唐代儒学衰微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了中国社会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也自此登上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宝座。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儒学发展到了唐代受到了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儒学仍是唐代大一统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相对于汉、宋、明而言，其地位要低得多。本文就将从四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

1魏晋时期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

细究儒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远在其登上统治之时就已经为其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儒学自汉代取得统治地位后倍受恩宠，因而学术空气使人感到窒息，儒学发展也受到极大的束缚。其次，今文经学宣扬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其后又同谶纬迷信结合，使其更加荒诞无稽。再者，西汉经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那就是烦琐、迂腐、缺乏创造性，皇权对经学的提倡又使经学经典变得神乎其神，儒生们只能在注经中讨生活，思想僵化。随着皇权衰落，作为官方钦定意识形态的经学也必然走向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寻求新的发展之路，思想家们对儒家经学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加以估量，探索如何突破经学严谨家法，走融合各家以图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朝代更替频繁，执政者的个人信仰倾向不同。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封建政权对于儒、佛、道三教的态度和政策亦不相同。当时的儒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将经学引向了崇尚清谈，消极避世的玄学歧途。南朝以后，佛教势力趋于膨胀，最高统治者极力推崇，士大夫阶层潜心研习佛典，使得佛教的影响逐渐深入普及而逐渐取代了传统儒学和玄学的地位。

2统治集团扶持的弱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无论任何时代的学术思想都与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唐代开国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也曾着力发展儒学。如，唐高宗即位之始，就下令恢复国学；唐太宗时，开文学馆，弘文馆，优遇儒士，弘扬儒学；玄宗时，置集贤院，大量招募贤士。经过这几位皇帝的大力倡导，儒学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

3佛、道二教的冲击

为了使封建统治神圣化，儒学创设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构架，把儒学宗教化，借宗教信仰来强化尊尊、亲亲的宗法制度，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也是一种宗教。唐以前的儒学在为统治阶级提供意识形态指导的同时，却没能从理论上解决普通民众普遍关心的生死寿夭问题，对于客观世界的解释也略显粗略，这就为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佛教本身就有一套严密的思辨逻辑，它用“因缘说”解释虚幻世界，用“业报说”论证人世的善恶。它宣扬因果报应，把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来世幸福的期盼，用对自身的自责与反思替代与抚平内心世界对现实不公的怨恨与不满，这对于现实中饱受苦难，又投诉无门的百姓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一缕光明。

道教在唐以前就有了一定的发展。自古以来，中国士人始终徘徊于出世与入世的两面人生之中，他们能够普遍接受老庄的人生态度，另外民间黄老之术的发展及神仙道教的流行，也使其拥有众多的民众。唐代道教得到更大发展，一方面由于“道教教主老子姓李名耳，李唐皇室尊为李老君之后裔，来历不凡，以此来神化李姓皇族，巩固李姓之家天下”。武德八年（625年），李渊下令规定道教在儒教和佛教之上，为三教之首，确立了唐一代的崇道政策。唐太宗曾下令规定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亲赴亳州参拜老君庙，追加老君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时，最崇道教，追尊“太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并诏令“道士，女冠隶宗正寺，位在亲王之次，视为皇族宗室”。另外还大量设立庙观，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间“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道德经》也在这一时期被大力推崇，唐玄宗亲自为其作注，并将其列为众经之首。另一方面，同佛教相同，道教自身理论也有了较大发展。

佛、道两教的发展给儒学造成极大的冲击，但唐统治者又不能放弃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作用，同时又不愿意对“有助王化”的佛教和道教势力进行限制，因而就形成了唐代三教并存的局面，儒学只是三分天下据其一而已。

4文人士大夫的异儒思潮

“异儒”一词出自于《旧唐书》，“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此知名”。“异儒思潮”，就是指以啖助等人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对唐以前儒家经典、圣言的大胆怀疑、批判以及对传统儒学安身立命准则的不合理性的反思，甚至背叛的精神和行为。唐代文人士大夫的异儒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唐代文人士子大多以求取功名为学习目的而轻薄儒求。文人是我国传统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它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两汉时期，大批文人士子走上了与政治结合的仕途，但大多没有摆脱“庸儒”、“腐儒”的行事方式，不能很好的适应文吏的正常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局面又使大批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清淡避世的消极行为。唐初大一统封建政权的建立，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大批文人士子面前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入仕之路。于是，大批文人士子开始反思前代文人儒士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异儒思潮。

另一方面，中唐到晚唐的以异儒为发端的文人士大夫开始疑经、惑圣和对儒家思想重新修正、设释。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的分裂和儒学的进一步困窘引起了部分文人士大夫深深的忧虑，他们开始反思已经僵化的官方儒学，试图打破陈旧的框架，重构儒学。刘知己在其史学名著《史通》中，首次倡言“六经皆史”，摘掉了儒学经典头上神圣的面纱。异儒学派以疑经为始点，主要围绕《春秋》及三传作文章，啖助的《春秋集传》，陆质的《集注春秋》都敢于各抒己见、打破陈说，给神圣的经学以很大冲击。后来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人也通过《论语笔解》、《厚道》、《复性书》和其他有关著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注解，以重申先王之道，重铸儒学。但此时的儒学已经不适应唐代的社会现实，从而失去了作为政治学说应具有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众多文人士大夫对儒学进行新释，试图使儒学能以新的面貌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但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儒学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传统儒学依然无法扭转其地位下降的趋势。相反，异儒思潮却极大的推动了唐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和思想的开放，为其它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儒学更是只成为思想界的沧海一粟。

从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儒学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长盛不衰。所以中唐以后，许多儒士们重新审视儒学的现状，不断更新儒学理论，使儒学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到了宋、明时代，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儒学又再次被推向至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