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赋能何以促进协商治理?——以杭州《我们圆桌会》为例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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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赋能何以促进协商治理?——以杭州《我们圆桌会》为例

黄逸隆 李巧璐

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摘 要]随着协商治理、民主决策的理念的强化,社会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多元共治已成为城市治理的主要形式和发展趋势,其中主流媒体赋能的协商治理模式引发关注。本文选取杭州《我们圆桌会》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对其2015—2019年的所有讨论议题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选题的合理、运行的通畅与原则的遵守是圆桌会高效运行的原因。

[关键词]媒体赋能;协商民主;我们圆桌会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1. 问题的提出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为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必须“在智媒场域做好理论传播”[1],媒体参与协商治理正是重要途径之一。但媒体参与仍然存在大众认识偏颇、制度实现面临阻力、公民参与缺乏活力等问题。《我们圆桌会》就是代表性节目之一,在900多期节目中涉及800多个城市民生话题,直接或间接影响完善城市公共政策制定40多个[2],其协商治理模式运行效果良好,分析其运行经验对于推广这一模式能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民呼我谋:《我们圆桌会》选题构成

选题来源分析

通过对主持人郑煜的访谈,了解到节目选题来源分为节目策划、社会热点,以及12345、信访、民意直通车等渠道。虽然节目选题立足于杭州城市,但其源头则是日常生活,出现的问题则是全国各个城市共有的问题,具有普遍性。

选题幅度分析

经过对近五年的圆桌会节目中的主题进行大致分类,得出各主题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在经济、政治、法律、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城市管理和居民生存发展和其他几大领域中,城市管理占比31.96%,居民生存发展占比20.10%,两者合并占比超50%。从中可以发现,《我们圆桌会》的选题主要聚焦杭州内关注度的公共治理问题以及对民生带来重大影响的政策方向,其特色突出体现在选题与时代热点契合度以及选题紧密围绕基层治理和城市空间。

选题深度分析

在这些热点议题中,既存在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现实利益,又存在极大公共治理提升跨度,有利于在公众认同的基本政治框架和价值基础上,最终构建起节目的选题机制。其具备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热点与现象相结合。圆桌会除分析当前问题以外,挖掘问题背后隐含的更深层次的内容,从单一事件映射到更广范围的事件中。二是重视城市治理理念探讨。总之,圆桌会在关注城市管理具体问题的基础上,也关注城市自身定位和未来发展趋向。

表1 2015年至2019年《我们圆桌会》选题分析(数据源自“杭网议事厅”)

主题

期数

所占比例

经济A

40

9.69%

政治B

23

5.57%

法律C

21

5.08%

精神文明D

31

7.51%

生态文明E

24

5.81%

城市管理F

132

31.96%

居民生存发展G

83

20.10%

其他H

59

14.29%

(二)民呼我应:《我们圆桌会》运行机制

作为一档备受关注的协商民主节目,《我们圆桌会》有其自身的运作机制。除了选题机制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协商代表选择机制、约束性理性机制等。

在协商代表选择机制方面,《我们圆桌会》依托于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城市管理各领域专家与职能部门代表、市民代表、企业行业代表、媒体代表,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的交流沟通电视平台,实现多方互动、各界交流。 在此平台上,各界代表以明确的自我定位和角色互补形成“我们”视角,以“政府——学界——市民——企业”的联接,保障话语权的平等与均衡。

在约束性理性机制方面,主要体现在三点。第一,明确基本规则。圆桌会为构建公共理性对话平台,对协商流程有关规则与立场做了硬性规定;引入具备多年工作经验的主持人,负责引导整场交流会,避免秩序的混乱、议题的偏离和不必要的冲突,有效约束节目过程中的协商行为。第二,加强公共监督。节目充分运用了电视问政所具备的监督力,对参与者决策行为进行约束,避免集权决策,防止协商流于形式。第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节目以生活的心态和平常的视角为切人点,反映民意、引导民意、凝聚人心。

(三)民呼我为:《我们圆桌会》运行原则

尊重事实而不是故弄噱头

有些问政类节目通过“反差模式”凸显不作为、慢作为,让领导部门“下不来台”,这种方式看似让观众“过了一把瘾”,却没有实在地解决问题。说到底,问政节目不是为了让政府部门出丑,而是对相关部门存在的弊病进行“诊断”[3]。因此,问政类节目需要沉下心来,问到点上,秉承客观事实,不盲目追求收视率,真正解决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问题。

强调沟通而不是一味问责

沟通是理解支持,是情绪的一种疏导,问政是一种质疑,是情绪的一种宣泄,这两者截然不同。由于各利益相关者、各节目参与人员所处的位置和出发点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而既充当执行者、又充当被问责者的政府官员需要兼顾利益,做出的决策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诉求,因此各方电视问政类节目需要给予职能部门充分的展示、解答的空间。

平等交流而不是等级分明

以圆桌会为代表的议政类电视问政更加强调问政过程中理性、平等、开放、对话等民主商议的规范[4]。其最根本原则的就是平等,即视角一致,平等交流。保证平等才能促进公平,无论是职能部门人员还是政府官员,跟普通市民所站的位置没有高低之分。在探讨同一个话题的过程中,本质上都是“市民”,都是为了解决百姓的问题。

多界联动而不是一家独大

圆桌会的嘉宾中,除职能部门人员、政协委员、市民、媒体评论员,还包括来自杭州高校的教授组成的专家团,每一期都有固定的头衔、流动的嘉宾,既保证了人员的多样性,又保持了交流的灵活性,有效实现各界人士的高效参与。

达成时效而不是夸夸其谈

圆桌会的问政是“实效之问”,问出了有效的整改措施和长效机制。从体制内看,公共服务领域的选题被讨论过后,节目会形成相应的申报信息到市委,通过市领导的批示,下达到各个部门。从媒体舆论看,圆桌会通过发挥媒体自身的优势,进行“回头看”,督促职能部门,形成舆论监督。

1[?] 光明网.如何在智媒场域做好理论传播[EB/OL].https://www.gmw.cn/xueshu/2021-08/02/content_35050018.htm,2021-08-02.

2[?] 张平.新时代社会民主协商平台的电视构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08):116-118.

3[?] 黄程美.电视问政节目在全媒体语境下的提升与发展[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04):94-96.

4[?] 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11):37-56+126-127.

基金项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编号:2020R403037 )

作者简介:黄逸隆(1999.05-),男,汉族,浙江宁波人,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城市治理。

作者简介:李巧璐(1999.10-),女,汉族,浙江宁波人,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城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