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逆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郑悠贝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00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很多“逆全球化”的声音，他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破坏全球化进程。在政治上极力反对多边主义，抑制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维持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在这些国家内，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又出现抬头。究其原因，“逆全球化”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和全球范围内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所决定的。“逆全球化”对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更应该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逆全球化成因、逆全球化实质、民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政治上的热点问题。但是，恰恰相反，“逆全球化”现象一直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国际秩序日益混乱，“逆全球化”的事件层出不穷。近年来，英国、美国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这种“逆向”潮水日渐翻涌，严重阻碍了世界的演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内传播，人类的生命安全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全球经济萧条，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倒退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情况不断出现，世界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克服这些困难。“逆全球化”成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与世界关系举足轻重的因素。变革浪潮从何而来？世界将走向何方？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是重要且必要的。因此，为了更科学、准确地认识“逆全球化”，并进一步发展全球化新逻辑，有必要反思和深入分析世界“逆全球化”趋势的成因和实质，并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逆全球化的表现

（一）在经济层面，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

贸易保护往往旨在通过减少国外商品进口数量，出台补贴出口的政策，来保护国内产品免受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后产生的一系列影响，进而提高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贸易保护可以充分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合理的贸易保护是正当的、必要的。然而，在当今许多国家，“保护”往往与客观经济活动的事实相分离。一些西方国家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不顾及其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使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合作体系受到了空前冲击。这种不正当的“保护”有助于一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人数，在短期内增加收入。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会带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或世界经济的共同进步，只会使世界经济遭到冲击，破坏全球化发展进程。而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也不是逆全球化的新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惯用伎俩。

（二）在政治层面，反对多边主义和冷战思维严重。

近年来，美国采取了多项“退群”措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等严重损害了全球的公平和效率。此外，英国脱欧浪潮和全球移民浪潮显示出全球反多边主义情况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结盟作用有限，影响力和约束力在减弱。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衡量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并把这一套标准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强迫他们成为“伙伴”。其实质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抑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发展，维护其在过节社会中的霸权地位。

（三）在文化层面，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频频露头。

社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移民潮流、自然灾害频发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群体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特别是由于移民造成的本国就业压力增加等，使很多政客谴责与全球化影响有关的各种问题，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进而激发舆论，宣扬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同时，许多领域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也很严重。盲目排斥，抵制外国文化和人群，抵制国际自由贸易和区域合作，甚至出现暴力恐怖活动。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事发后，一些西方国家斥责中国，称新冠肺炎为“中过病毒”，利用媒体故意煽风点火、煽动种族主义等诸多极端情绪。西方国家本国出现的就业率下降、社会分配不公平、贫富分化严重、公民生命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等等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固有弊病。

二、逆全球化的成因

（一）全球利益不均，贫富分化严重

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均

从根本上来说，全球利益分配是不均的，它是贸易失衡的根源。然而从表面上看，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汲取到益处，得到了各方面的发展，实力有所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似乎在缩小。实际上，发达国家真正追求的是利益的分配。这种贸易失衡使得以为中国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差距逐渐减小，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他们恐慌于自己的权力丧失，进而通过“逆全球化”手段来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阻挠发中国家的成长，维护自身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发达国家因为实体经济大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本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过后，自己国家反而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而且因为本国缺乏制造产品的工厂，有的制造业因为缺乏廉价的劳动力，往往也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需要进口别国的商品，使得本国的利益被迫瓜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关税，减少进口，破坏现行的贸易规则，“逆全球化”行为增加。

2. 发达国家内部利益不均

趋利性是资本家的本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如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一类的产业往往被转移到具有这些生产要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去，使得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产业的空心化。而在整个过程中，金融家、资本家等占有生产资料或者企业管理人才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福利，低收入的底层人民因为全球化，大量劳工涌入发达国家，挤压和侵占了本就不多的劳动岗位，使其失去了生存的依靠。空心化不会停止，这种空心化导致了底层人民就业机会减少和国内利益分配格局的失衡，人民的生活生平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提高，资本家等精英阶层和底层人民之间贫富差距更加明显，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这些处于相对贫困中的底层人民成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拥护者，成为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更多的右翼政党进入议会的推动者，也成功了推动了英国脱离欧盟及以代表工人及社会底层人群利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

（二）文化冲突日益加剧

伴随着资本扩张而产生的全球化，不仅仅是资本、人员、信息的流动，更是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流动和碰撞，这对于国际社会中的各民族国家中的本民族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和巨大的文化挑战。

1. 宗教文化的冲突。宗教文化的冲突在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基督教发源地的欧洲近些年接受了大量的非基督教徒，他们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信仰的移民和难民，这使一个本来存在与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宗教信仰冲突缩小成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州的宗教信仰冲突，冲突的结果和程度更为激烈，一部分转化成为当地的社会冲突，另一部分转化成为全球恐怖主义。随着伊斯兰国势力的外溢，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实行更为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度，特朗普颁布的具有歧视性的旅游禁令和英国脱欧隔离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等。这种宗教冲突使西方国家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更为猖獗，使民族国家对于边界问题处理得更加谨慎，民众对于国家间的开放包容也产生怀疑。

3.国家内部文化的冲突。发达国家中的精英阶层和底层群众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以拥有跨国公司和跨国集团为代表的精英阶层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全球化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们推行跨地区的交往和投资以及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这对于世界发展是积极的；但是以劳务人员为代表的中下层群众是支持“逆全球化”的主力军，大量的外来人口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处于同一个国家中的外来人口和本国人，并没有进行文化融合，而是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或者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比较缓慢，使得本地人和非本地人割裂开来，成为两个群体，自然对于大部分问题和看法都无法达成一致，由此产生摩擦，这也是民粹主义泛滥的原因，而民粹主义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三、中国的应对举措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于资本对于利益的追求和盲目性一直会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有利地位的全球化并不不会考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本质是为资本服务的。“逆全球化”也只是发达国家一种暂时性的战略调整，目的是为了建立更有利于资本自身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不是真正地反对资本的全球扩张。但事实上，“逆全球化”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本质矛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资本流动不畅、资本市场的崩溃和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使全球发展陷入困境。资本的盈利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短视，决定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充满矛盾和跌宕起伏。只有摒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打破旧的经济规则，寻找更好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解决“逆全球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归根结底，“逆全球化”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重点始终放在发展上，只有充分解决发展这个问题，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利益不平衡，世界各国和地区均衡发展、全面进步。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的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办法，帮助其他国家的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化发展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有建设性的哲学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传统的全球化，它追求的是全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导向的“新全球化”。所有国家相互尊重，共同成长，实现平等互利，将人类视为一个具有共同未来的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冲突的个体。

（二）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模式

（1）国内大循环

中国应利用“双循环”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从出口导向朝内需导向转变，打通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各个环节，积极扩大内需以应对外贸疲软。不仅如此，中国还应积极立足供给侧改革，疏通国内大循环的断点和堵点，以创新和高质量产品来扩大内需。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国内经济循环提供制度基础。从而，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内需潜力，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加强需求侧管理，运用宽松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切实地扩大国民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2）国际大循环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过去40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下，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不断扩大开放的中国市场也带给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机会，使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繁荣。因此，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

（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明显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市场收缩，世界经济陷入持续萎靡，国际经济大循环动力不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抬高关税，实行贸易壁垒，民粹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抬头……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和新挑战，中国也必须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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