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再理解

翻译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再理解

赖涛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

摘要共时和历时的范畴是索绪尔根据语言的时空位置所做出的划分，这一区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划清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两条道路。这一对概念也伴随着结构主义的翻译理论进入了翻译领域，但翻译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概念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最初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概念渐渐显露出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对历时性和共时性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再次解读，认为这一对范畴是方法论上的抽象概括，不是机械的对立关系。随后，将这一对概念纳入了翻译领域进行再诠释。

关键词：翻译；共时；历时；结构主义语言学

1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提出一条命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人第二次踏入那条河流时，河流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一条河流，因为世界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静止只是相对的。静止像是连续运动的世界的一个切面，在这种共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研究不同存在之间的关系；但如果站在河边观察河流，河流不断流动，我们可以观察河流的高低变化，视角也就变成了历时的。索绪尔根据语言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对语言进行了历时和共时两种划分，所谓共时是指在“排除任何时间的干扰”，探究“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历时性研究则是探究某一个“存在的东西”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化[1]。历时和共时的结构被引入多个学科并获得了持续的发展。翻译是一种以语言或者符号为手段的实践活动，其本身也存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但在谈论翻译之前，我们还需要对共时和历时两个范畴进行商榷。

历时和共时的再理解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语言学研究无法避开的一位人物。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沿用至今的语言学范畴：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横组合和纵聚合、历时和共时……其中，历时和共时的概念将今后的语言学研究划分为了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研究两大研究领域。所谓的共时和历时其实是按照语言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位置来界定的，两者构成了一种“十”字形的结构，横竖两条轴线分别表示为AB、CD的话，“同时性的轴（AB），牵涉到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那里排除任何时间的干扰 ；连续性的轴（CD），在它上面从来也不能一下子看到多于一个以上的东西，它被安排着带有一切变化的第一轴（即AB）上的现象。[2]”在索绪尔看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两条轴线是绝对对立的，这一点是“绝对的和无法妥协的”。因为语言的共时性要求排除时间流动的干扰，去描写运动世界中的某一时刻的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静止的切面；而语言的历时性则相反，是走进时间流动的过程中去研究语言要素的连续变化。这一极具开创性的论断将语言学研究带入新的时代，但同时也受到了很多批评。百年来，对于这两个“无法妥协的”范畴，许许多多的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毁誉参半。但我们依旧可以得出以下共识：

所谓历时性和共时性，其实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划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共时性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不会因为人要观察而停下来，人们的每一次交际都在驱使着语言变化，这种变化或多或少，但它从来不曾停下。所以，我们所规定的共时性其实是抽象的，所描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是在某一个时期内，语言近似于没有发生变化，就像数学家在计算时可以舍去小数点之后的几位数一样，是“暂时撇开微小变化的方法论手段”[3]，借用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来说，人踏入了一条河流，哪怕踏入水中的一瞬间，河流依旧在流动，我们依旧可以使用“他所踏入的那条河流”来形容这一时刻的河流。

在索绪尔看来，在历时的角度上，只能看见个别要素的变化而不是语言系统的发展，且要素是一个一个被“替代”的，这种变化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但又体现在系统之中。现在看来，这一论断是机械的。个别的要素发生了变化，与其相关的要素也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假以时日，这种变化最终也会影响到整个语言系统，最终形成质变。这种系统的变化也会投射到系统之外。

总之，语言学中历时和共时这一对范畴的研究表明：语言的共时性是指语言发展过程中某一相对静止的状态，这一状态是人为进行划分的，方法论上的静止状态；语言的历时性则是指在语言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个别要素的变化和系统内外的关系都应该纳入考量。翻译作为和语言息息相关的活动，许多语言学家也对其展开了探索。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翻译是将意义从一种语言系统转移到另一个语言系统之中，两种语言系统的存在使得翻译也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但我们并不能直接将语言学中的历时和共时结构直接搬用到翻译学当中，因为翻译是一个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语言之外的要素，所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对两者在翻译中的关系进行探讨。

翻译的共时性

翻译的共时性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语言学派，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看来，翻译的本质是意义在两种语言系统中的转换。这一理论学派大多是支持“语言共性论”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存在这一种普遍的表达能力，所有的思想和意义都能够在不同的语言间流动，在A语言中所表达的东西能够在B语言中得到完全的表达。所谓翻译共时观下的同一性，也就源自于此。或许，译者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诠释原文本，同时期的不同译者翻译出来的文本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始终有一个东西在限制着他们，那就是原文的意义。在同一个时期，如果存在一百个译者同时翻译了《红楼梦》，或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译本，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讲述的都是《红楼梦》的内容和含义。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的意义，译者翻译出来的文本才能被称之为原文本的译本，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意义，那翻译就失去了根基，变成了漫无缘由的诠释，翻译的价值标准也消失了。所以翻译共时观中的同一性表现为：在某一历史时期中，原文本的意义的共同性。

“翻译共时观的多样性指同一个历史时期应当容许对同一原语作品的不同翻译”[4]。虽然文本的确定性意味着所有译者需要对原文的共同意义进行转换，但由于翻译目的、目标读者、或者是译者的不同等原因，同一原文本在同一时期会存在多种不同的译本。这一种多样性，我们可以从索绪尔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中找到端倪。《普通语言学教程》对此进行了描述：“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构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的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某种关系的聚合。”[5]例如，“我爱你”这一句话，“我”、“爱”、“你”，三个词线性地组合在一起，成为了一句话，它们之间就构成了横组合的关系；而脱离开这句话来看，我们还可以将词进行替换，我们可以将“我”换成“他”，句子变成了“他爱你”，一系列能够和“我”、“爱”、“你”进行替换的词就构成了一种纵向的聚合关系，这种关系是“在语言之外”的，因为这一系列相近的词都只是在人的脑海中进行联想。上文中讲到的意义的同一性，这要求译者对原作的共同意义进行语言的表征，通过一系列的横组合关系将意义表现出来，而语言的纵聚合关系则使得译者可以对原作的意义做出不同的横组合，换言之，在同一时期的一句原文，在译文中可以有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些话都表达着相同或者近似的含义。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是在1903年到1933年的中文译本中，这句话的表述就有19种之多：“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朱执信《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6]……因此，翻译共时观下的多样性是指：同一时期，文本的共同意义可以借助纵聚合结构来构成多种横组合结构。但因为纵聚合关系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决定翻译多样性的要素也存在于语言之外。译文的目的、译者自身的理解、译文的目标受众等，这些都是导致译文多样性的原因，也应该成为翻译共时性研究的对象。

总结以上的话，翻译的共时性包含着同时期译作的多样性和意义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中，原文本的意义的共同性，是翻译得以进行的前提，多样性是指：同一时期，文本的共同意义可以借助纵聚合结构来构成多种横组合结构，是同一性的意义在语言的纵聚合结构上的表现。

翻译的历时性

相比于共时性，翻译的历时性更加庞大和复杂，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所有的译本都是以过去和当下视域和原语作品进行的对话，任何时代的译本都存在自己的局限性，“常译常新”的特质使得它和时代紧密相连，也因此处于复杂的流变之中。

翻译的共时性表现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对同一原语作品，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翻译。那翻译的历时性则体现在：一段连续的时间中，同一原语作品的译本不断更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翻译行为就是复译（重译），即对已经存在译本的作品重新翻译或再次翻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复译之风盛行，49年到79年间，外国作品的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现在家喻户晓的外国名著，像《堂吉诃德》、《红与黑》的复译本有十几个之多。究其缘由，鲁迅认为需要通过白话文的复译来提升我国语言的创造性，奈达则认为任何译本都是有寿命的，无论再如何地贴近原文，译文是多么优秀，译作的寿命“都不超过五十年”[7]。不难看出，同一原语作品的译本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原本的色彩，因此产生了复译的现象，翻译从来都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在这种历时性的视角下来看，译本更迭的原因其实来自于两个方面，分别是语言系统内的变化和语言系统之外的变化。

语言系统内的变化表现在语言系统内要素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词已经不再被人使用了，例如古言中的“之乎者也”，现在几乎成了“迂腐陈旧”的代名词，电话刚传入国内时，译者将其翻译为“德律风”，在当时，这一翻译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但也被使用频繁的“电话”所取代。而在整个系统来看，从清末到现代，中文一共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文言文、白话文、普通话，中间还穿插着汉字简化这样的时期，对于文言文时期的译本，到了白话文时期，自然需要有白话文的译本来补充。可以说，不同时期的译本就是不同时期语言系统发展的标志。

语言系统外的变化则更加多元。首先是翻译方式的不同，在以前，我国翻译能力严重不足的时期，国内能进行翻译的语种十分有限，一些边缘语种的作品无法直接译入我国，因此产生了转译，即将第三种语言的译本译成中文，例如最初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用日语译本转译传入我国。翻译往往伴随着缺失和形变，经过两次语言转换的译本难免有所不足，因此，在有足够的翻译能力之后，也会出现直接翻译的译本。

同一原语作品的翻译不断更迭的同时，新译本的前文本也在不断地累积，译者的视域也在不断变化。在诠释学的理论看来，“所有历史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过去和现在的对话，而在不同时代的历史条件的框架下的阐释的视野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不同时代对同一部品的理解也不相同。”

[8]译者进行翻译时，其眼中的文本不仅仅再局限于原语作品，还有以前的译本，都可以作为翻译的前文本来进行参考，同时，此时译者的视域相比于之前译本的视域会更加“广阔”，所以每次重译、复译都能赋予原语作品新的生命力，让其在异国他乡再次绽放。

历时的视角下，翻译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自人类意识到语言的多样性以来，翻译活动就从未停止过，古往今来，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翻译标准。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争、玄奘为代表的佛经翻译理论“五失本，三不译”，这一时期的译论往往是以佛经为代表的宗教翻译研究为主，所以翻译的标准更倾向于“硬译”；语文学阶段的翻译理论则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感性经验的阶段，例如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往往是要求抓住原作的内涵和神韵，但这些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和“见仁见智”的；而后，西方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渐渐传入国内，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翻译理论搭建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尤金奈达是其中最为亮眼的学者，造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学界盛况，同样的，还有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是“等效”，要求译入语做到和原文相同的效果。随后，翻译研究走向了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执着“如何翻译”的问题，而是去追问“译为何物”，诠释学理论、翻译的目的论、操纵理论等都在构成自己的翻译标准，从这一点上来看，翻译的历时性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要素，它不可避免地要对多个要素和语言系统之外的环境进行观察。

总之，翻译的历时性是由语言之内和语言之外的要素流变造成的。一方面，语言自身不断发展，旧译本的语言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求，催生出了新的译本；另一方面，翻译标准、方式、译者视域和翻译前文本等因素，虽然处于语言系统之外，但依旧对译本的更迭存在促进作用。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同时期的译本，其实都是译者在踏入新的河流，作出新的诠释。

结语

如果说，翻译的共时性是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对所有的翻译活动进行观察，我们可以看作是在研究历史上的某一个“切面”，那翻译的历时性研究则是由无数个切面构成的一个连续变化的立体，共时性是构成历时性的基础，历时性研究是共时性研究的集大成者。翻译的共时性体现在：同一时期内，同一原语作品的多种译本；翻译的历时性则体现在：一段时期内，同一原语作品的译本不断更迭，常译常新。

参考文献

[1]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2001(06):8-11.

[3]刘芳.翻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7):209.

[4]高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种中译文考证评析[J].文史哲,2008(02):5-12.DOI:10.16346/j.cnki.37-1101/c.2008.02.005.

[5]高崇.索绪尔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现实价值[J].汉字文化,2019(09):96-99.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19.09.035.

[6]马冰. 文学翻译中的复译现象研究[D].吉林大学,2014.

[7]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81-89.DOI:10.13568/j.cnki.issn1000-2820.1980.01.012.

[8]张一兵.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2004(10):1-8.

[9]钟玉琴.索绪尔语言符号观在翻译中的应用——索绪尔语言符号观视角下直译和意译及翻译要素的整合[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8(02):315-316+318.

1

[1]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3] 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

[4] 刘芳.翻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7):209.

[5]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6]高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种中译文考证评析[J].文史哲,2008(02)

[7] 马冰. 文学翻译中的复译现象研究[D].吉林大学,2014.

[8] 马冰. 文学翻译中的复译现象研究[D].吉林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