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社会的封闭性或开放性决定了社会治理的状况,在近代社会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地域界限的突破,熟人社会转化为了陌生人社会,有限的开放性决定了社会治理需要依据规则进行。然而,工业社会是一个存在着知识霸权的社会,是一个排斥文化差异的社会,因而,社会治理仍然是一种半封闭、半开放的治理。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造成了人的身份与角色的二重化,也同时使社会治理分化为国家治理和组织治理两个部分,进而使社会治理陷入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逻辑悖论之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现了法治。作为法治基础的法律,具有公开性的特征,但是,当法律落实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并以法治的形式出现时,却仍然具有封闭性的特征。不过,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此前一切＂使动＂与＂被动＂的社会治理响应机制都将终结,代之而起的将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治理。

简介：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

简介：自古以来,人们都期望统治者能够拥有仁爱的德性.但是,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活动中,由于社会治理活动主要是统治和管理活动,社会治理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治理者无法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做到仁爱.20世纪后期,随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对社会治理者提出了道德要求,即要求他们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把原先伦理学规定的社会治理者的德性作为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来.虽然仁爱作为道德责任义务,来源于现代社会治理者的自觉,是他自觉了的责任义务,但当这种责任义务发生在现代社会治理活动之中的时候,则是一种必要的承当,而不是取决于现代社会治理者的主观意愿,他必须承当这种责任义务,如果他逃避承当这种责任义务,他就会失去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者的资格.

简介：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治理对现实要求的不适应，因而致力于改革。然而，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历程，社会中的问题不仅没有变得更少，反而变得更多，这说明需要对改革自身进行反思。如果把社会治理体系看作为组织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尝试过的所有改革方案都没有在组织模式的变革问题上开展有价值的思考。实际上，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需要首先谋求组织模式的变革，需要通过组织模式的变革去巩固社会变革的成果，也需要通过组织模式的变革去引领社会变革。其中，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指向组织模式变革的积极方案。

简介：科学的要义在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科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决定了科学的表现形式。现代科学是从认识论框架中成长起来的,或者说,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为科学提供了分析性思维方式。康德是认识论哲学的集大成者。然而,在康德的同时代,还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康德“批判哲学”的观念学。这种观念学包含着或者说试图建构起一种相似性思维,其中,也包含着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方法的方法论体系的可能性。在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观念学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而,建立在相似性思维基础上的方法论体系没有成长起来。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科学认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需要通过相似性思维的建构去确立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新的方法论体系。

简介：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然而,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却是不相称的,更多地表现出了搬用西方现成的思想和理论的状况,长期看来,这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害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过的。具体地说,中国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从事工业化的社会建构工程,一切既有的思想和理论都不足以支持这项伟大工程,它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承担起建构中国话语的任务。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出发去致力于理论探索,则其所建立起来的中国话语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人类做出的一项贡献。

简介：女性问题是产生于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如果不是针对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案,就不可能使女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造就社会合作结构的曙光。在社会的合作结构中,由于中心—边缘结构得到了全面解构,女性将被纳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在合作行动中扮演着自主和独立的角色。

简介：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走自己的路”的结果。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不同，它是实质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和政治基础。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而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人类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新的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民主类型。

简介：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也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时代。现在,我们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而且,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以风险和危机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这一条件下,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这种挑战,使社会治理的变革成为时代主题。在谋求社会治理变革的方案时,我们必须看到,这是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变革,需要顺应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是一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后工业化把全球置于同一个变革的平台之上,唯有通过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才能走在历史进步的前沿。

简介：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或者说，始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运动正在把人类引入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任何把全球化比作历史上的某些社会变革运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也许从形式上看，全球化与近代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变革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民族国家对世界征服的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而全球化的使命恰恰是要终结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明显的迹象，那就是与民族国家关联在一起的几乎所有社会设置都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的建立，也意味着一切在工业社会对人作出先验性规定的制度等的废止。在合作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简介：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个人主义话语催生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个人，并在个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工业社会，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行为取向和竞争文化。但是．它却在20世纪后期将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境地。全球化、后工业化将是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根本扬弃．所要确立起的是人的共生共在理念。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将以“他在性”取代自我中心主义取向，人的集体行动形式也将是合作行动．而合作制组织就是行动者。全球化、后工业化向我们展示出的是合作行动的必要性，一种新型的合作文化必将取代竞争文化而对人的共生共在提供支持。在合作行动中．“他在性”取向将把行动者形塑成道德化的存在物，合作而不是竞争的文化将为人的共生共在提供切实保障，使人的共生共在获得现实性。

简介：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他的合理性、合法性范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但是,在韦伯的这一学说中,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官僚制和合理性问题上的各种缺陷,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作了思考,并提出了人文救治的方案.但是,韦伯的方案只不过是在官僚制外部寻求补救.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但交往合理性如何内在地包含着整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动力,却是不清楚的.所以,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实,科学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走向与文化重合的客观趋势.即使在过往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理性建构中,如果进行哲学的终极追问的话,也可以看到文化和价值特别是信仰的意义.

简介：人的生命体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它们分别是人的物理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人的良心是人的道德存在的核心，是人的道德存在的最高表现形式和社会关系的最高实现。在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义务感的生成中，良心是前提。对于人的良心，需要从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双重特性的对立统一中来把握。在从良心到人的行为选择的过程中，人所要克服的首先是个人的那些不合乎道德的情感、欲念、情绪及其冲动，推动那些合乎道德的情感、意志、信念向行为选择的方向转移，随时随地矫正人的行为选择过程中的自私与偏颇。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公共管理者的良心对于他承担社会治理责任和义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简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公共管理到行政管理再到公共管理的历程。人类伦理关系的普通性决定了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研究伦理问题的必然性。但是，20世纪的行政学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否定了伦理研究的可能性。随着行政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公共行政从政府管理推广到公共管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已经成为时代课题。揭示公共管理伦理产生的可能性，对于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简介：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他的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无疑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但是,与他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相比,更加重要的方面则是他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实践的辩证法”。因此,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反映在他的著作中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观点。与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形态所不同的是,他的著作中具有着更为浓重的实践感。其二是反映在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它既不同于自然界的客观形态的辩证法,又区别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特殊的辩证法财富。在毛泽东那里,唯物辩

简介：官僚制理论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并作出了深入研究的问题.在韦伯之前,虽然也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但只是在他这里,官僚制理论才第一次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而存在.在韦伯之后,官僚制的问题是20世纪学术思想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几乎所有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们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但是,所有谈到这个问题的人,无论是持肯定的态度还是采用批判的眼光,基本上都是对官僚制作出了统治的理解.这就是官僚制理论和实践出现全面危机的根源.当前,一场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正在进行,要想真正有所建树,当务之急是走出统治的视角.

简介：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引入一个创新的时代.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所以需要通过创新去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人们是通过组织去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既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的呈现方式.因此,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切创新活动都会发生在组织之中,会以组织创新去推动社会变革.组织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行为层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其二,是模式创新,即创建新型的组织模式.行为层面的创新在官僚制组织中也一直存在,但时常受到官僚制组织模式的约束和限制.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属于模式创新.一旦我们建构起合作制组织,行为创新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创新.

简介：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应对一些个人无法应对的问题时采取共同行动，人类共同行动的进化史也就是一部社会文明化的历史。在入的共同行动中，是一直包含着合作的内容的。不过，如果对合作进行分析的话，则可以发现其有着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境界，有一个从互助到协作再到合作的进化过程。互助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合作方式，具有感性的特征。而协作则是互助的进化，是从属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科学化、技术化的特征。至于合作，则是一种高于协作的共同行动模式。合作是建立在经验理性的基础上的，是在人类社会走上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时推展出来的一种共同行动模式。

简介：组织是集体行动系统,一切集体行动的开展,都不得不求助于组织的形式。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序和有效率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因为规则于其中发挥着作用。所以,一切组织都需要求助于规则,特别是官僚制组织,把对规则的建立和应用诠释到了极致。尽管规则带来的是行动目标的一致性,使行动者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协调,但是,规则毕竟是一种压制人的力量,他使人异化为工具性的组织成员,泯灭了组织成员作为人的个性。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规则成了束缚行动者手脚的因素,让行动者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无法获得开展行动和随机应对的自主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集体行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种合作行动系统正在成长并可望取代现代性的组织模式。这种合作行动系统可以称作为合作制组织,它将告别对规则的高度依赖的状况。

简介：我们正处在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历史的转型必然会对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政府的转变去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因而，也对公共行政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对于公共行政的研究而言，公共利益的问题、政府中的行为规范问题、民主行政的问题、政府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政府的效率追求的问题等都是需要在全新的视角下进行再研究的问题。同时，还应当对政府长期以来的回应型模式加以思考，去努力塑造一种具有前瞻性功能的政府。至于公共行政研究自身，则需要确立起一种能够满足政府重塑要求的理论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