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如果说在西方哲学中,以福柯为代表的系谱学理论乃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的话,那么在中国哲学中,该理论早就似曾相识地体现在其古老的周易史观之中。所不同的是,由于向身体、两性以及两性结合的家族的彻底回归,这不仅使周易史观深得系谱学所固有的“家系学”的精髓,而且也使周易史观在以家的分析为历史的分析的原型的同时,以生命本身的对话为归,既坚持历史的结构又坚持历史的建构,从根本上消解了历史理论中所难以克服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同一与差异、常与变等二元对立。因此,严格地讲,不是福柯的历史哲学而是中国古老的周易史观才能使我们真正告别历史哲学中独白式的思维模式,才意味着一种名副其实的系谱学的历史方法论的真正确立。
简介:孔子重史的思想性格,对传统史学的形成,或者说中国史学的儒家化,关系深远。《春秋》与《论语》是理解这种关系的基本文献。撇开《左传》不论,《春秋》经的编年体裁,及寓褒贬于其中的修辞方式,构成史学的基本坯胎。而《论语》对三代事迹与礼制的评点,则赋予历史以灵魂,直接塑造了《史》《汉》的精神基调。然而,理解传统史学的成就与特质,不能停留在具体经验层面的论述上,还要揭示它背后的形上学观念。其中,时与名是两个重要的观念。时与时序、世代相联结,奠定了有统绪的知识模式;而名则让观念从经验中超越出来,形成一种既存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之上的价值体系。时使历史成为知识,名则赋与历史以道德。具体的历史评判或会调节,但历史的大事业不会动摇。
简介:<正>船山重视法相唯识学,近人时有发明。熊十力先生说,他早岁十分崇拜船山学问,后读佛典,“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要》、《八识规矩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之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山晚年或于佛学有所窥,陋儒或讳其书不传,未可知耳。”(《新唯识论·心书》)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学,可不谓豪杰之士耶!”船山对法相唯识学如何理解?法相唯识学与船山哲学有何关系?船山于佛学研究为何独着意于法相唯识学?本文试作一些初步探索。
简介:在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新兴古典学在传统解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口子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批评学”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古典学是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的批判艺术,其创始人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改造中世纪逻辑、语法、修辞的“三科”教育,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梅兰希顿的古典人文主义不但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而且在路德宗神学院中确立了古典学的基础地位,为圣经批评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后的三百年见证了圣经解释学从“低阶批评”到“高阶批评”的发展过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旧约”的历史批评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而如果《圣经》的历史记载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只关乎信仰的道德,那么完全可以把《圣经》作为文学来读。
简介:<正>甘泉学派系指以湛若水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及其思想。他们上承陈献章之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在明中晚期的思想界、学术界,与王派心学并分秋色,有相当的势力。《明儒学案》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明儒学案》卷三七)王、湛二人生在同时,互相切磋,过从甚密,彼此思想都十分熟悉。王守仁曾指出湛派思想与自己不同。“近时同志,莫不知以良知为说,然亦未见有能实体认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盖有谓良知不足以尽天下之理,而必假于穷索以增益之者,又以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于天理,须以良知讲求其所谓天理者,而执之以为一定之则,然后可以率由而无弊,是其为
简介: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该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其中也包括“关学”概念的意涵问题。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本文提出,“关学”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特征表现为“时间”、“空间”、“学传”三重维度。由这三重维度构成的“关学”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