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3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这些讨论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如政府、政策、经济等普遍的关注点入手,较少以具体的节点国家以及它们内部的商业和社会组织作为考察对象.笔者认为,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宏观的、一般性的建议上,而是必须落实到每个具体国家、相关组织的操作上.本文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国家中的重要枢纽新加坡为例,以跨界治理作为分析架构,探讨海外华商组织的发展和制度化进程,及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互相契合,进而使历史资源、社会资本和跨界治理在新的发展局势下找到确切的定位.
简介:引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的华人组织机构激增。在菲律宾,1981年116个华人宗亲团体中有72个是1945年以后建立的;1976年172个同乡会中有138个是战后组成的。造成组织机构激增的某些因素是海外华人社会的日益繁荣和文化危机意识。虽然繁荣为建立和维持组织提供了财力,但这些组织也被看成是凝聚和文化灌输的工具。菲律宾的情况正是如此。但不同的是在这类组织的激增中依然存在着拥有全社会网络的“护侨组织”。1954年以来这些组织中最主要,最有权威的是非华商联合会总会(“商总”),它不仅是个工商业社团的联合组织,而且被认为是菲律宾华人利益和经济权力最集中的代表。商总拥有的团体会员包括全菲从东北部的吕宋到西南隅的棉兰老的55个商会和85个分会,它的存在赋予菲律宾华人社会一种具有凝聚
简介: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对待经济安全的态度上,表现出既重视又不重视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历任总统都明白无误地强调靠经济的规模和实力来作为美国的最后防线,认为一个有活力的国内经济是美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较少使用经济安全一词。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罗赛蒂(J.A.Rosati)的话来说,就是属于“低级政策”之列;一方面,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时,常常用来达到经济安全目标,特别是不少对外经济政策本身就是典型的经济安全政策,另一方面,从来没有正式制订过一个系统和明确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这一矛盾现象是了解美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