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4世纪初,日本开始向未整合进百济、新罗的弁韩诸部渗透,并将此地区称为“任那”。369年前后的任那诸国,其地东至今金海,西可能达今顺天,最北端约至今高灵,大体说,包括今庆尚南道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全罗南道、庆尚北道的部分地区。日本控制此区域,不仅阻碍了百济、新罗对三韩各部的整合进程,还成为其进一步向半岛北部进兵的基地。百济在与高句丽争夺带方郡故地失败后,转而与日本联合,但日本军队为南下的高句丽好太王击溃,百济被迫臣服高句丽;新罗迫于日本的压力,向高句丽求救,在击退日本军队后,高句丽驻兵新罗境内,至此,半岛内部形成以高句丽为主导的新政治格局。

简介：“递相祖述”是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提到的一种文学现象，历代诗家从诗字、引事用典、诗体和风格方面对“递相祖述”有不同的阐释，但都重在对师承借鉴关系的辩证批判。同时，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学术现象，“递相祖述”广泛见论于史学、医学、哲学领域。“递相祖述”分形式和内容两层面：形式上以史家为代表，注重史著体例的因袭；内容上具有守正出新、守旧蹈袭和守虚论异三重内涵。诸家对“递相祖述”内涵的不同侧重内在地包含了复古与通变的思想。本文在探讨“递相祖述”作为学术现象和治学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诗学内涵及其在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启示。

简介：羌族的火葬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得以逐渐形成,既有外部的原因,亦有民族自身的原因。考察羌族火葬的来龙去脉,或可对当代社会移风易俗、大力推进火葬继而促进丧葬制度的彻底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简介：驴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畜力之一，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由此形成的驴文化则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驴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各类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北方、西北地区已经开始引进并且饲养驴了；秦汉时期，驴大量被引进到中原地区并开始与文人诗赋结缘，入饲皇家园林；魏晋时期，驴扬名于文人雅士之中，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对驴的贬低，初显驴文化分流端倪；唐宋时期，失意文人、政客寄情于驴，形成了以“诗人骑驴”文化和“黔驴”文化为代表的两支重要的支系文化；元明清时期，在唐宋以来驴文化的深远影响下,驴文化在新的文学领域有了拼一步的发展．

简介：中国年鉴随着经济的繁荣而发展，但年鉴数量的增加与质量提高明显不同步，中国年鉴的整体质量不高，出现“千鉴一面”的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把年鉴编撰上升到“著述性”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年鉴条目编撰没有任何一个一次文献可以替代，必须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合，并深度挖掘，形成一个有质量的三次文献，即原创作品，年鉴编撰的这种原创性就是“著述性”。年鉴“著述性”有其理论和法规依据。“著述性”是年鉴质量的核心和灵魂，是年鉴资料性、新颖性、可读性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而年鉴正确的编撰思路又是年鉴“著述性”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只有强调年鉴的“著述性”，才能切实提高年鉴的编撰质量。

简介：边民跨境婚姻是中越边境地区社会生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偏向于在结构论视野和框架内展开讨论,而在互动论看来,边民跨境婚姻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产物,也是＂边民＂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日常生活实践。因而,在边民跨境婚姻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以村落共同体（社区）为载体,以婚姻本身为主线,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考察两种话语系统背后的生活逻辑和行动策略。

简介：当年，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变革时，曾经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及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简介：《史记》在不同篇章以完全重复或大致相同的简洁之言错综重复某些人事,运用了＂迭见法＂。司马迁运用＂迭见法＂重复记载人事,其目的在于寄寓褒善贬恶之义,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叙事难题,以及展现时代精神与历史的发展趋势,最终服务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势力衰微、礼崩乐坏,社会各阶层都卷入了称霸争雄的竞争,人的智慧与力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历史撰写的重心于是从以礼义原则褒贬人事转移到记述生动活泼的人物事件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以＂迭见法＂重复记事应运而生。《史记》运用＂迭见法＂记载人事既强调文事相符、实录其事,又寓褒贬于人物的个性、意志、品性以及时代精神与历史发展趋势之中;这不仅缓解、克服了《春秋》编年之＂体＂（变化的历史进程）与褒贬之＂义＂（固化的道德评判）之间的张力与矛盾,而且起到联络本纪、世家乃至表、书、列传的作用,集中展现了《史记》的义例体系及其特点。

简介：五凉文化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先进文化的代表，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儒学兴盛、文学繁荣、史学成果丰硕、佛学广泛传播、艺术成就辉煌。

简介：三藩之乱期间，大将军图海在招降叛将王辅臣时，王辅臣有自杀之举。图海贯彻玄烨招抚政策，力保王辅臣日后不死，以便发挥其作为招抚工具的作用。战争结束后，玄烨欲重处王辅臣，而图海欲遵守诺言，这导致君臣二人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了平叛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二人在降臣处置问题上态度的不同。玄烨的招抚政策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在康熙十九年以前，其降臣处置政策比较宽松。十九年以后，渐趋从严。图海则始终坚持“既已投诚，概行宽免”的政策。这使最初在政策上尚有交集的君臣二人，最终分道扬镳，图海也在抑郁、畏惧中病卒。《平吴录》《广阳杂记》关于图海“自尽”的说法，体现了非官方话语对图海信守诺言的肯定与对玄烨失信天下的指责。

简介：徐复祚（《曲论》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民国以来便不断有学人进行辑录，所获颇丰。笔者近来在访书过程中，经眼几部稀见《三家村老委谈》清代抄本。抄本中有六篇关于戏曲理论的内容，历来所辑徐复祚《曲论》均未见收录，故可作增补。

简介：《清议报》所载《国家论》,以往学者多认为是梁启超抄袭吾妻兵治《国家学》。笔者通过比对《清议报》本《国家论》、吾妻兵治《国家学》以及平田东助与平塚定二郎所译日文本《国家论》,发现《清议报》本《国家论》并非如以往学者所称的抄袭自吾妻本,而是以平田本为底本,参考吾妻本翻译而成。就《清议报》本《国家论》的译者来说,笔者认为除梁启超外,罗普可能也扮演了一个指导者的角色。

简介：赤水河是一条神奇的河：在它的流域内,有在历史著作中很少记载也缺乏研究的古代国家＂鳛＂;很可能存在还没有被发现的南方丝路古道。赤水河区域有护肝的灵药赶黄草;红军在这里＂四渡赤水＂,毛泽东说这是他的＂最得意之笔＂。因为赤水河的神奇,专家们达成了《赤水河共识》。

简介：葛洪因早年平贼旧功,东晋时被再荐重任。因仰慕交趾富产丹砂和仙药,心系丹鼎的葛洪贱求勾漏令,希求在交趾＂炼丹以祈遐寿＂。葛洪远赴交趾的丹道之行由于史载不一而历来颇有争议。根据《太清金液神丹经》中的《抱朴子序述》及前人相关研究成果,葛洪在晚暮之年确曾不顾鄙俗毁誉而南下交趾弘道传教,对丹鼎派道教南传越南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简介：古格·其美多吉和索朗仁青在《西藏研究》2014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地名是人们对不同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所赋予的专有名称,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地名形成过程中各种情感因素的融入,使地名附着或隐含各种情感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区新增地名密若繁星。

简介：一、完善客家话文字表述关乎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由神州大地成千上万地域文化滋养、汇聚而成。其中汉语方言作为地域文化载体，既展示着民族发展与变迁的广泛性、复杂性，传承着人民的多采神理，更维系着一种难于割舍的乡土感情。随着社会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速，自上世纪初全民持续推广普及汉语普通话，使得滋养方言的乡土地盘不断缩小；当今在城市许多家庭人口中，已基本形成普通话的“一言堂”，即使纯方言地区也不鲜见。客家人所谓“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被认为是老祖宗的遗训而同样式微，难以抵挡社会交流语言“同质化”、“规范化”的潮流。方言的传承不仅表现在口头语言，更依靠文字表述；鉴于方言口耳相传的人群逐步减少，文字表述的传承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许多文化人强调“原汁原味”，大都采用汉字记音，忽视词义，特别是对其中难以表述的方言．各自随意挥洒。致以词害意，令人无法卒读，成为信息交流障碍。

简介：像机器一样向外界讲述和解释自己，始终是件让张一鸣先生挠头的差事。请别因此得出错误的印象，认为他是寡言少语之人。他太理性也太可靠，总是试图说服人，而非感染人。他说话时语调和语速几乎没有情绪起伏，高兴和沮丧都不轻易示人。一些跟随他多年的下属和同事甚至认为，这位32岁的年轻CEO多少有些＂缺乏情趣＂。

简介：广富林文化遗存分布于环太湖流域地区，上承良渚文化，下启马桥文化，在新石器晚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文化起源受到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有王油坊类型文化、良渚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浙西闽北文化因素，建立在内外文化相互斗争和融合基础上。但是也应注意到广富林文化的形成存在一定时序性，本文试以典型器物特征为例，分析广富林遗存阶段性文化因素的形成及其特征，并对影响广富林文化起源的文化因素渐进式传播与文化实体的直接进入以及广富林文化传播的互渗影响作进一步思考。

简介：中国古代的胎教观念,强调外界事物能够对孕妇产生影响,孕妇的言行均须符合胎教的要求。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学界开始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层面来提倡胎教。而随着西方医疗知识的传播,胎教也开始等同于怀孕期间妇女的卫生保健工作。

简介：晚清学者龙文彬在编纂《明会要》的过程中,注重汲取历代会要编纂的经验,总结出两条基本通则,即＂随文而录＂与＂体从简严＂。通过设定史料＂去取＂、＂诠次＂、＂征引＂的相关义例,来规范会要的编纂工作。龙文彬对会要编纂工作的总结性认识,取决于他严谨而周密的制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