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作战阶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又名吴达铨,由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调任,著名实业家,为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董事会重要成员。)为执行“开发贵州资源、建设贵州经济、安定后方、支持抗战”任务的迫切需要,倡议筹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银行总行的赞助,该公司于1939年6月1日在贵阳宣告成立。总经理彭湖(又名彭石年,是一位热爱祖国的近代企业家。曾任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南京分行襄理,湖南省银行总经理,日本投降后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南京解放后一度去香港述职,随后返回上海定居。),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推荐,代表该行筹建并出席该公司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被推为该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
简介: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这已经成为历史。然而,在以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则是史无前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始终是摆在社会主义历史面前的崭新课题。许多国家之所以历史地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扬弃私有制基础上固有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诸如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劳资矛盾、阶级剥削和两极分化等等。当公有制在许多国家建立之后,他们大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或消除了私有制基础上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但出人预料的是,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严重,个体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压抑、企业效率低下、社会供给严重短缺,以及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等等。所以,社会主义便驶入了和市场经济相接轨的历史。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的运行基本上依赖于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在微观领域里积极有效地合理配置资源,激励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增强社会供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然而,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特别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