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的理解是复杂的。阿明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建立在“纳贡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阿瑞吉提出,它是一条建立在“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沃勒斯坦则认为,它是一条建立在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俸禄制”社会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有别于这三位学者的判断,弗兰克则提出,中华帝国走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建立在“同心圆”贸易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平等发展道路,强调了体系性因素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以说,弗兰克的判断具有某些原创性价值和启示意义。
简介:<正>(周绍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的著作《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SocialHistoryoftheChineseBook:BooksandLiterati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出版史的一部力作。该书视野宏阔、论述精辟、视角独特、见解深刻,借鉴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多种资料,描绘出1000-1800年间中国书籍与士人文化的复杂图景,推动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进行,为研究者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
简介:李铁映同志指出:“修志的目的在于用,不仅当代人用,也为后代人用”。铁映同志的这一论断,精辟地阐明了修志主旨,也为方志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大量问世,各地已从单纯的编写志书,逐步形成编、发、评、藏、用一体化和志、鉴与各种地情书相结合的格局,这是方地事业的重大发展和对方志理论的重要贡献。就方志应用方面而言,已积累许多宝贵经验。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和志界同仁。应用是方志产生和发展的本源我国方志源远流长,它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适应统治者维护和加强统治的需要而出现的产物。《周官》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观诏事。”“职方氏掌天下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