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首次将"决议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类型纳入立法规定当中。与合同、共同行为相比,决议行为在主要适用领域、意思的形成和表达方向、调整的法律关系、效力范围等方面都有其显著特性。基于决议行为是由成员人数众多的团体作出的,考虑到效率价值,其意思形成仅要求人数或资本"多数决",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意思一致相比较为宽松,因此正义价值对决议行为在形成程序、成员表决意思、"少数者"的权益救济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促使决议行为的意思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意愿。我国立法也对决议行为的主要表现形态,包括决议事项、决议程序、决议主体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尽管决议行为的意思形成有其特殊性,但其生效要件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一致性。不过,在效力瑕疵类型上,《民法总则》第六章第四节只是明确规定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在此应借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确认的决议不成立之诉,将决议行为不成立这一效力瑕疵类型理解为现行《民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的默示性规定,确定决议行为不成立、无效、可撤销的"三分法"格局。另外,决议行为作为团体内部行为,它的成立、生效与否不影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简介：摘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个人信息日益地渗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社会的很多领域个人信息在其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作用。譬如，在社会保障方面，完整而准确的个人信息对于社会保障来说是必备的。然而，个人信息泄露被他人利用，成为不法分子逐利的工具，严重侵犯了自然人的合法权益，由于个人信息又会涉及到自然人的隐私权，这样又会给自然人带来无法预估的身心损失。民法总则第111条中明确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但相关配套的民事法律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首先要出台类似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类似的专门法律，其次要加强行业自律，最后协调立法规制与行业自律实现1+1>2的效果。从而有效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

简介：《民法总则》第126条作为"民事权利"一章的兜底性条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受本条保护,大部分学者认为这里的"权利和利益"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才能获得保护。但是从权利概念的本质上来看,我国通说法力说认为权利乃是法律赋予强制力的利益,也就是说强调利益必须由法律做出规定的解释模式会产生对第126条中的利益在实质上是一种"权利"的困境,从而使第126条的兜底性范围大大限缩。所以,正确的解释模式应当将"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并列理解,在回归权利的法力说本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益的补充性作用。

简介：《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将首次作为民事权益的一种被纳入民事领域的最高立法保护。但学者们对于是否确立“个人信息权”仍有争议。针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有必要确立个人信息权并与隐私权相区分。我国还缺乏一般性规定；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还处于消极保护权能，未谈及积极保护权能，信息利用必须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信息利用者在利用的过程中未涉合目的性原则；还需进一步完善监督与追责制度。

简介：近年来，社会上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权益事件频发，2017年3月审议通过的《民法总则》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设立了监护人资格撤销与恢复制度，两条的规定言简意赅，但也暴露了其中许多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该制度的法理基础，其次针对申请主体、临时监护措施、撤销法定事由、判后安置、恢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对今后《民法总则》的完善提出了修改意见。

简介：摘要《民法总则》第10条的规定，标志着“习惯”正式成为民法法源，使习惯的补足功能以及作为法律解释的参考等诸多功能得到重视和实现。在法律缺位和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制定法、司法解释应优先于习惯，而习惯优先于法律原则的这些适用规则，同时也可能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会面临的选择。

简介：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人员的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需遵循“职权”的内部生成机制、“职权代理”的外部表达需要等基本逻辑，并受到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类型、“职权”与法人（非法人组织）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等制约因素的影响。职权代理的法律表达，应当在普通代理法的委托代理、表见代理（无权代理）等基本规则的基础之上，为具体判断“职权”生成和表达的真实性、客观性提供更为明确、细致的指引。《民法总则》第170条为迎合民商合一的立法理念，试图单独为职权代理创设简单、抽象化的一般性规则，但该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亦背离了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

简介：作为一项外源公共原则,绿色原则将生态考量引入民法内部体系,是公序良俗或公共利益的明文类型,是对自愿原则的必要限制。绿色原则借由《民法总则》的法源条款、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条款、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范等,构建起限制私人自治的体系解释框架。通过在民法典分编中设置落实绿色原则的多层次一般条款和具体制度类型、规范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构建起限制私人自治的主要制度框架。

简介：《民法总则》第10条是法官找法规范,而非造法规范;是关于法的渊源的规定,而非法的适用的规定。第10条所规定的“习惯”意指“习惯法”,而现行法规定的各种习惯仅是“事实上习惯”。“事实上习惯”本质上是人的行为方式,还需具备“法的确信”,才能成为习惯法。法的确信是一定区域社会公众对于习惯具有法效力的主观意识。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普遍出现了习惯法空洞化现象,从而采取了以判例发展习惯法的新路径。我国最高法院指导案例与这一路径的基本精神相符,可采纳以最高法院指导案例发展习惯法的做法,文章以“顶盆过继案”为例演示了该路径的具体操作。

简介：《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紧急救助中救助人无须承担民事责任容易滋生借机故意损害被救助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存在不合理之处.应由受助者证明救助者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其损害超过必要限度从而对救助者进行一定的苛责.救助者因救助而遭受的损失在“必要损失”范围内得以救济,在损害赔偿上区分有无侵害人情形不同对待,若仍不足时由国家进行孙偿,辅以社会救助,以使救助者损害最大程度获得救济.

简介：摘要：《民法总则》第184条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紧急救助行为致害的免责规则，该条款是针对紧急情况下实施救助这一特殊语境免去紧急救助人对受助人造成的损失的责任，但免责范围不明晰，对紧急救助行为的引导不够根源化，这很可能造成司法实践中被救助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欠缺和追究救助者责任承担的困境，因此本文通过探讨紧急救助条款所存在的问题，阐明对完善紧急救助行为免责规则的构想。

简介：《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继往开来,引入目的保留条款,契合了扩大自治、放松管制的民事立法潮流。在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路径上,应认为第153条第1款摒弃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为代表的规范分析进路,而是采用了以规范目的为指引,综合各项利益关系认定合同效力的个案衡量进路。在具体操作上,法官应以比例原则为指引,审慎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在此,对强制性规定以及违法行为的类型化整理仍可作为辅助手段,增强裁判的稳定性。在违法合同的效力判断中,须注意强制性规范的禁止对象,准确认定是负担行为还是处分行为无效。第153条第1款的但书规定在合同绝对无效与有效之间预留了一个弹性空间,在个案中,法官须根据规范目的,以必要性原则为指引,可以将违法合同灵活认定为相对无效、部分无效、非当然无效、向后的无效、不确定的无效等无效类型。

简介：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11条增加规定了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罪的处罚。由于立法上未对“情报”作界定,司法部门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就为实践中认定什么是“情报”,哪些行为构成“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情报”带来许多不便,致使在该条的适用上难以把握。众所周知,“情报”一词已成为当今广泛使用的词汇,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而又缺乏统一理解的概念。在关于情报概念的问题中,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必须给情报一个明确定义,才能为有关的研究奠定基础,并试图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的基本定义;另一种则认为情报本身具有模糊性,且处在不停发展变化的

简介：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法律行为无效，是我国《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的基本规范，其与因欺诈而成立的法律行为、间接代理、重大误解（双方错误）、游戏表示、信托行为具有重大区别。但是，其与《民法总则》第154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之间存在交叉和竞合。同时，被虚假意思表示之法律行为所隐藏的法律行为效力如何，也是（《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的重点，需要认真分析讨论。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中，关于虚假意思表示效力之认定及关于被隐藏的法律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颇值商榷。另外，虚假意思表示之法律行为的无效不应损害善意第三入的利益。

简介：现行民事基本法律将第1条设置为立法目的条款，是我国独有的做法。我国民法典的第1条仍应坚持设置为立法目的条款。现行民法体系中立法目的条款的文本表达有诸多的问题，但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利益衡量、目的论解释等重要作用。当前各版本民法典（民法总则）草案中的第1条在语言风格、基本定位和内容表达上存在诸多不足，为保持法典的安定性，作为立法价值的立法目的条款应排除不必要因素的影响，以保持第1条的稳定性。基于此，民法典中立法目的条款的文本设计应统合民法与商法之间关系、彰显私法价值、注重宪法与民法之间关系三个基本面向。

简介：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颁布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发关注和讨论，其对一些重要问题所做出的抉择，必定对民法分则的编撰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文章主要从价值论、法源论、规范论、能力论等九个层面出发，对我国《民法总则》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评析。

简介：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标志着新中国民法编纂完成了第一步。文章介绍了前四次民法典编撰的历史过程,并在其基础上对《民法总则》做了宏观评述,指出了《民法总则》在结构体例、主要内容等方面精准地继受了《民法通则》的做法,当然也在自然人、法人、民事权利、诉讼时效等方面有所创新。同时也指出了《民法总则》无论是在民事权利的具体内容方面还是在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创新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简介：监护撤销与恢复是监护变更的基础内容与重要环节，《民法总则（草案）》在第34、35条设置了监护执行人撤销与恢复制度，但两个条文沿袭《侵害未成年人意见》的痕迹过重，忽略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客观差异，撤销事由划分不当且对监护终止体系造成冲击，撤销之诉提起主体虽多但配置不合理，恢复原监护的限制过少而容易影响新监护秩序的稳定，在实践上不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在理论上不符合监护原理，并且违背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我国参加缔结的公约的要求。对此，应摒弃陈旧的全面监护模式，贯彻部分监护理论，为被监护人参加诉讼程序提供支持，并根据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不同特点，在撤销事由上重拾现行《民法通则》的失职与侵害划分方法，明确被监护人、临时监护人、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的撤销诉讼主体资格，肯认法院既可依申请也可依职权撤销监护资格，设置撤销之诉冷冻期避免监护人遭受诉讼烦扰，并将监护恢复仅限于未成年人的父母。且原监护撤销事由应限于非故意的失职或侵害行为。

简介：对于显失公平的制度构成,《民法总则》第151条采纳了“双重要件说”,还原了制度的原貌。由于新近出现弱化主观要件的倾向,为了发挥制度的规范功能,显失公平规则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中应充分重视这种变化。鉴于显失公平规则之正当性在于自由价值与公平价值的相互协力,在解释论上应采取更具弹性评价的“动态体系论”。显失公平规则背后存在自治原理与给付均衡原理两大要素。在法律条文的解释上应充分结合其规范目的予以考察。在法律效果的评价上应重视自治原理与给付均衡原理的协动作用,通过两大要素协作与互补的作用机制灵活、弹性地适用显失公平规则,实现法效果的妥当性。

简介：摘要：依据《民法典》第83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要求满足主体要件、行为要件、结果要件以及因果关系要件，但不强调行为人主观之故意。法人人格否认与加速到期制度在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都发挥了一定功能，但也存在区别。此外，“法人人格否认”具有多重价值属性。文章结合国外与国内的理论和实践，对“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争议，包括对资本显著不足的适用、举证责任的分配、执行程序中的适用以及适用主体的范围做进一步梳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