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49年7月《湖北日报》创办伊始,便面临资金和纸张短缺的困境,之后《湖北日报》社创立对外印刷厂解决了上述困难。但"三反"运动来临,该报社为完成上级规定的"打虎"指标,发动群众相互检举和揭发,结果"遍地为虎",日常工作亦难以进行。此时上级权力机关为维持机关有效的运转,力图通过复查安抚人心,要求《湖北日报》社根据材料重新复查;同时也为维护运动合法性,要求维持贪污分子的比例。而新领导者在执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促使报社有效运转,在复查中大量解放和安抚工人;另一方面也为维护既得利益,将干部树为运动开展合理性的证明。如此,运动在上级权力机关与新领导者的共谋中结束。
简介:《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迭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简介:“五四”及20年代的现代文学作品,皆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言说和描写国家与地方乡土形象.作为启蒙主义的代表作,鲁迅的小说以故乡为中心能指符号,具象而隐喻地通过一系列空间物象展示中国形象的否定意义.浪漫主义的创造社诗人郭沫若则通过动物性形象与女性形象隐喻中国形象,这种隐喻的背后和深层是对设计和再造“新中国”的自信.闻一多则亦以社会性与自然性物象、积极和消极的两级对立情感对中国形象予以描绘,内里自有诗人思想的积淀.而受社会进化论与救亡思潮影响的郁达夫与老舍等小说家,也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交织中,对真实与想象的中国形象予以价值表征.这些国家形象言说和描写的多元性,既反映了“五四”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多元性,也反映了对救国救亡、再造中国的不同的思想路径和方向选择,具有文学与思想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