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未成年学生与教育机构的法律关系属于民事教育合同关系及附属的行政管理关系,故责任性质是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依是否属于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定教育机构的过错推定和普通过错原则,不甚合理。教育机构违反管理义务的形式、侵权行为的形态各有不同,其归责原则也应不尽相同。因教育机构之外人员引起的伤害,教育机构应承担补充责任。

简介：20世纪以来,两大法系犯罪论体系形成了三种模式,即两分制、三分制与四分制。普通法采取的是两分制犯罪论体系,但这种犯罪论体系存在较大缺陷。与普通法两分制犯罪论体系不同,美国《模范刑法典》采取了一种三分制犯罪论体系,其克服了普通法两分制体系的缺陷,因此更为科学。《模范刑法典》三分制的犯罪论体系和德国刑法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均存在共通性。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具有体系性、逻辑性和实用性的优势。作为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存在体系性不足、逻辑性不强和实用性不佳等重大缺陷。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采用更为科学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

简介：德国、日本等国刑法明确区分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未作此区分，故不能按照德国、日本的刑法规定确定我国刑法中的财物的外延；在我国刑法中，财物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盗窃罪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产性利益。但是，“盗窃”以行为人将他人占有或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或者享有为前提。盗用他人交通工具或者盗窃欠条的，成立对交通工具或者欠条的盗窃，而不是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由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象包括对财物本身的占有以及对财物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的占有，所以，对于盗用他人交通工具或者盗窃欠条的行为，可以按行为人所取得的经济价值计算盗窃数额。对于侵害他人不动产的案件，需要区分行为对象是不动产本身还是不动产的产权，进而确定侵害行为的性质。

简介：脆弱证人是指那些按照通常的方式作证会对自身产生不利影响或不能全面、准确地提供证言的证人。在相关国家,脆弱证人主要包括三类：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以及按照通常方式作证可能对自身产生不利影响或影响证言质量的其他证人。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脆弱证人,提高其证言的质量,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了脆弱证人适用特殊的作证方式。虽然这在理论上受到了一些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并不能否定脆弱证人作证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脆弱证人缺乏相应规定,理论界对脆弱证人作证制度也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迫切需要我国确立脆弱证人作证制度。

简介：债权平等一直以来被民法学者奉为圭臬。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债权平等似乎是一个先验的概念，少数学者则从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债权的隐秘性以及相对性角度为债权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国实证法为了回应债权平等在破产法以及诉讼法执行程序中分别确立公平清偿原则和参与分配制度。然而我国实证法却在多个领域又突破了债权平等原则。就其理论基础而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只能够说明债权人的主体地位的平等却并不能够直接推导出债权本身的平等，而债权的隐秘性和相对性理论也不能够得出债权平等的结论。实证法的突破和理论基础的虚假性使得债权平等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简介：刑法体系中预防因素地位和功能的变化使责任阶层与量刑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革。责任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从纯主观的原始设定到去主观化和规范化、再到现代社会下的实质化的演变过程,从而在原有的责任阶层中判断责任和预防。量刑层面的各个理论也判断责任和预防,并且预防在量刑中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由于责任阶层和量刑在判断内容和发挥功能上的一致性,以及犯罪论责任和量刑责任不需要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犯罪论中的预防本身从刑罚论而来,从而可以将责任阶层与量刑结合为需罚性的阶层,应罚性与需罚性的关系亟需重新调整。考察责任阶层与量刑的关系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的舶来制度，公众认同是其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资源和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然而，受重刑和报应传统思想拒斥、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制度设计不健全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普遍偏低。由此导致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严重不足，使其异化为公权力主导的“司法矫正”，从而背离了社区矫正的内在价值和制度初衷。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实现有赖于：引导和改造公众意识，培育现代刑法观念；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

简介：《周易》是＂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经典,在哲学、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也可以称为集精蕴萃之宝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总纲,于治国理乱、处罪论刑,也为历代治平之要。因此,对《周易》中关于＂罪＂的相关理念与观点进行分析与研究,梳理出《周易》有关犯罪问题的逻辑脉络与学说体系至关重要。《周易》以＂德道＂来说明处在不同位上的人应如何＂守分＂才能＂大有＂,核心则是对人欲的认识;以＂中道＂强调＂度＂的把握,即对＂人欲＂的＂损＂、＂益＂得当,便不会获罪;以＂正道＂讨论执法者心正才能不偏私、不废公。《周易》自阐发人欲而始,阐述恶与罪之辩证,主张协调利欲以化除恶与罪,以教化与刑罚交互为用,终成治世之功。

简介：菲律宾单方面提起针对中国的仲裁程序中，对南沙群岛进行“切割”，只要求仲裁庭对其声称的“中国占领或控制”岛礁的海洋权利出裁决，否定中国南沙群岛的群岛地位及其享有的海洋权利。因此，研究南沙群岛的群岛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群岛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上看，群岛分为沿岸群岛、群岛国的群岛以及大陆国家的远洋群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沿岸群岛适用《公约》第7条的规则；群岛国的群岛适用《公约》第4部分规定的群岛制度；关于大陆国家远洋群岛问题，《公约》没有作出规定。但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国家的实践已经形成了可适用的习惯法规则，即直线基线制度适用于大陆国家远洋群岛，限于那些密切联系的、包围的海域面积不大，并且通常用于国际航行的海路不受影响的那些远洋群岛。从历史性权利看，中国对南沙群岛中那些距离较近、密切联系、本质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岛屿间水域享有历史性所有权，所及的水域为历史性水域，是中国的内水。因此，根据大陆国家远洋群岛一般国际法规则以及中国对南沙群岛中那些距离较近、密切联系、本质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岛屿间水域享有历史性所有权，中国有权将南沙群岛中那些相互距离较近的群岛或列岛视为一个整体划定领海基线，中国的南沙群岛享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国家管辖海域。

简介：2012年＂人权入法＂是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但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界均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将刑事法律当成＂被追诉人的大宪章＂,过于强调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权,有的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主张。这种观点不但与＂三大人权公约＂冲突、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而且有碍司法公正。事实上,无论是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看,还是从＂两法＂的目的与任务看,刑事司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保护方式有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将刑事司法的目的与任务定位为保护全体公民人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简介：一、引言在清末"民权"、"民权议院"大行其道之际,实际上另有以"教权"为核心的议院观在萌发,只是未能成长便已夭折。但作为清末议院观的内容之一,却不容忽略。所谓以"教权"为核心的议院观,乃由宋育仁主导。

简介：如同习惯是法律的前身一样,习惯权利也是法律权利的前身。但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认可,仅具有相对性。大量的习惯权利仍存于法律之外。对此,只有采取法律叙事视角的转换,即从权利叙事视角出发,才能借权利的包容性把习惯权利纳入人权体系。习惯权利作为人权,与少数人的权利具有交集,但并不等同。习惯权利具有普遍性,表现为有些习惯权利是人类共有的,有些习惯权利虽为部分人所有,但任何＂部分人＂都可能有其特定的、独享的习惯权利,故习惯权利在此获得了＂族群—地方性的普适性＂,也获得了人权的一般属性。习惯权利不同于法定权利,但可以被法定化。在法治社会,对习惯权利之保护可经由权利代入的自治性保护、契约沟通的互治性保护和权力强制的他治性保护来实现。

简介：个人是现代＂权利＂及＂人权＂概念的首要主体,其生成和塑造进程早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中就已经启动,到近代启蒙时期获得快速推进,并在古典自然法学中获得了圆满终结。古典自然法学以其＂自然状态＂理论,全方位塑造了现代＂权利主体＂——独立自主而充满理性的个人,为＂权利＂观念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简介：传统的刑法理论要求正当防卫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即包含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防卫意识。然而,对防卫意识中意志因素,即防卫目的的要求,其本质是一种对动机的立法,也是一种道德立法。为了实现正当防卫的法确证功能及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法律只须要求从客观上看来,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实施了在允许限度的防卫行为,便足以成立正当防卫。对防卫动机过高的要求,一方面,存在难以探测行为人内心的弊端;另一方面,违背了正当防卫实现其法益保护的功能,不利于公民防卫权的实现。因此,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行为,便可满足正当防卫的主观正当化要求。至于防卫动机,则只是当防卫行为超出必要限度时,作为一个量刑要素予以考察。

简介：通常认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法，只对人们交往的非正式秩序发生作用。但民间法作为国家法制订的社会渊源之一，被纳入国家正式法律秩序，也有利于其作用的发挥。那么，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方式有哪些？主要有五种，即通过主体自治的权利表达（运用）和权利推定；国家立法的认可和授权；地方立法及其变通；通过法律渊源的法律执行（行政和司法）以及通过契约合作的公共交往。

简介：根据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五条,环境服务组织因提供虚假环境服务而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时应当与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但法律未就此连带责任的性质、限度、范围等问题详加规定,因此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环境服务组织是从行政机关分化出来的社会中立组织,其使命在于对外提供技术信息或者服务,它的产生是基于环境执法分权的需要。环境服务的实质是对外提供中立的环评信息、环境监测信息和环境设备设施维护运营服务。这些环境服务构成了环境执法机构决策的技术基础。环境服务组织承担的连带责任属于过错责任,乃基于未能履行法定义务而产生。在责任范围上,此连带责任可以是民事责任,也可以是罚款罚金等经济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此责任虽然与污染者的责任构成连带,但两者不是基于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环境服务组织承担的连带责任是依附责任和转承责任,在自己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污染者追偿。

简介：基本权利滥用禁止原理的正确适用，关键在于确立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比较法视野下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已有日本、德国和欧盟三种模式。但基于我国相关的宪法规范、立宪背景、基本权利保障制度的结构与现况、基本权利滥用原因等因素，适合我国国情的应是比已有三种模式更严格的认定标准：存在主观恶意，明显违反或背离基本权利目的，并且客观上造成了破坏法治秩序的不良后果。此标准从前提条件、行为定性、主观要件和行为后果四方面可形成更具操作性的构成要件。

简介：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当今刑事诉讼法学界公认的两大诉讼模式。实际上,两者均奉行诉讼两造平等对抗的诉讼理念,都只是对抗式诉讼模式之下的子模式。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相对应的是合作式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我国大陆地区的刑事和解和台湾地区的认罪协商也印证了合作式诉讼的现实存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正在朝着现代化方向发生重大转型,既有发生在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的从对抗式诉讼向合作式诉讼的转型,也有同一诉讼模式内部的子模式之间的转型。这一发展趋势必将引起我国刑事诉讼理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应当予以全面细致的理解和把握。

简介：我国国库制度于周朝时建立,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库。然而,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财政紊乱,各征收机关自收自支,虽然中央银行有经理国库的权力,但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政府于1938年颁布《公库法》,建立了行政、主计、审计、出纳四大部门的联综组织,利用内部牵制的原则使各部门相互制约,以达到财政监督的作用,成为民国财政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简介：雇主行使劳动合同条款变更权，实为企业因应经济变化行使其经营管理权之内在需要，其关键在于对劳工影响至为重要之劳动合同条款变更要否征得劳工之同意。在对该项变更权进行司法控制的实践中，一些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判断基准和裁判规则各有特点，如德、法实行严格细致的公法干预，英国似有放松规制之倾向，而我国台湾地区侧重具体与抽象并举的多元化判断基准。反观我国大陆之相关规定，其裁判规则标准不一，司法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难以预期，亟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