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世界各国刑法的反恐立法,具有浓烈的叙事性色彩,显性或隐性地贯彻＂敌人刑法观＂,为迎合被害人和公众而进行象征性回应。基于严密防御恐怖犯罪的保守策略,刑法反恐立法重塑了有罪本质和潜藏于刑法体系下的打击目标,重构了安全保护之实现方式,改变了刑法立法正当性的根据。高压打击和严密防御策略对控制恐怖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以＂安全＂为帅,不顾刑法基本原则的一致性,进行非理性扩张,不断挤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导致其越界。在法治语境下,以刑法这种法律手段反恐必须守界：在合法性诉求上,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在宏观层面,应遵循法治精神,谋划正确的指导理念,追寻德性以矫正和消解不断膨胀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在微观层面,既应针对恐怖行为的共性,构建一般性限制原则,又应针对不同恐怖行为进行类型化,重视其个性,构建特殊限制原则。

简介：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

简介：网络监督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言语力量,网络监督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体现出相当的局限和混乱——公法领域存在的弱化和局限以及私法领域表现出的行为与言语上的失范。有鉴于此,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应遵循一定的法律边界和相关原则。

简介：知识产权的外部边界在哪里？内部边界又怎样划分？知识产权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以及知识产权法内部之间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有,在哪里？如何划分？如果没有,需不需要明确划分？如果需要,为什么？有没有可能划分清楚？如果不需要,又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并且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旨在把这些＂混乱＂的境况呈现给读者,由此激发大家一起来分析产生这个境况的原因,并探讨改变这一境况的可能之方案以及知识产权未来发展的前景。

简介：私力救济是指权利主体不借助于公力，单纯依靠私人的力量保护与实现权利的方式，私力救济的制度化是符合社会实践的立法选择。民事私力救济边界的制度重构涉及民事私力救济制度边界、正当性边界的双重制度建构。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以私权的保护与实现为中心，采取一般条款与类型化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法律技术层面，遵循体系化和可操作性的要求，通过法律政策考量和制度创新，促进私力救济理性规则秩序的建立。

简介：由于事权财权不匹配等原因，加强地方财政自主权已成必然之势。不过，地方财权的制度建构应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充分考虑到中国国家治理、宪制框架以及财税法自身的功能特性，还应注意制度协调和地方利益平衡等因素，这些方面均会不同程度形成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约束。考察这些约束条件，有助于从反方向明晰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避免制度建构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简介：隐私侵权抗辩是合法侵犯个人隐私的正当理由，包括三项：信息已披露、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信息已披露意味着“再传播”原则上合法，但受“被遗忘权”的限制。公共事件关涉公共利益，公众有知情权；刑案记录构成公共事件，犯罪人原则上无匿名报道权利；采访自由、报道自由等言论自由合法触及隐私利益时亦应有度。公众人物私生活原则上应受保护，例外才不予保护，尤其是图像报道而非文字报道时应更为慎重。公众兴趣和公共利益均非抗辩，但后者是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两项抗辩的深层理由和衡量标准，公共利益（信息利益）与隐私利益在个案衡量时应考察信息主题、利害关系人公职身份和知名度、侵害方式、侵害领域等八项因素。

简介：权力与权力主体的特性表明合理界定权力边界具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政府经济权力缺乏合理的界定相关。政府经济权力的边界包括价值边界和事实边界。首先，经济权力的产生动因以及控制经济权力的目的表明政府经济权力应当以经济权利为价值边界。其次，市场容量和社会容量的客观存在表明政府经济权力所辐射的经济领域包括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失效的领域以及经济自治力量所不及的领域。同时，政府经济权力的行使应当遵守法定性、公开性、中立性和可诉性规则。

简介：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对象狭窄,适用条件模糊,欠缺正当适用程序,且既由检察机关决定,又由检察机关负责监督考察,其决定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导致有些检察机关不愿适用。立法应当进一步完善,包括适当扩大其适用对象,将附加条件分为负担和指示两部分,适用程序从仅仅听取意见到举行公开听证,并取得被害人同意,监督考察从检察机关负责转为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同时,应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

简介：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1]。

简介：法定刑升格条件中的首要分子、多次、作为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或者报酬的违法所得数额，是不需要认识的内容；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下，只要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可以适用加重法定刑；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为严重财产损失（公共危险犯与职务犯罪除外）与其他具体违法事实（具体升格条件）的情形下，只有当行为人对之有认识时，才能适用加重法定刑，否则只能适用基本犯的法定刑；在法定刑升格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下，对构成情节（特别）严重的事实，应当具体区分为不需要认识、需要有预见可能性和需要有认识三种情形，但行为人对（特别）严重与否的评价错误，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行为人对同一法条中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事实认识错误（如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实施抢劫），也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

简介：我国东北某省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认为国家权力不合理地剥夺了公民的私权利。这涉及国家权力边界的问题。现代国家权力的设置以保障公民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因而国家权力不得侵犯不涉及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并须具备充分的目的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设置与运行还应当遵循“权力法定”的法治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最后，国家权力的行使还应当与义务和责任相对应。气候资源相对于人类目前的开发和利用能力而言仍然是缺乏竞争性的无限资源，在无限资源之上设置所有权制度不具备合理性；由地方性法规规定气候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直接违反了《宪法》、（《立法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规定，立法程序也不够公开、透明。此外，“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还意味着政府需要对气候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为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总之，“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超越了国家权力的边界，是一项不合理的立法规定。

简介：如果将经济法的运行置于整个社会场景下，道德、科技以及市场自发规则都是决定经济法运行的“社会事实”，由于经济法是回应型法，那么经济法行为运行的边界也应当因它们而定。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经济法运行的边界，可得出的几点启示是：经济法运行的目的范围应包括促导其他机制功用的充分发挥；经济法介入经济生活的时机不宜超前；经济法边界应当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各种机制之间可平滑过渡和适时替代；对经济法行为边界的限制不是对“小政府”的强调，而是对“责权一致”的践行等等。

简介：权利结构的存在远非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和普遍。中国古代的地权秩序强烈地提示我们有另一种以权力结构为基础的法律形式的存在，这种形式在本质上是排斥权利的。罗马法的权利结构来自于罗马公民的一项强烈意愿：肯定自己的自由，以区别于奴隶。罗马法的基本观念是通过明确施加的限制而证明或实现自由，由此形成了私法特有的权利结构。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取决于这样一种决断：把人们的生存与幸福设为法律的目的。虽然财产观念具有某种跨文化的特征，但是，私法秩序的产生却有赖于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以权利结构为核心、以诉权为存在形式的“法律设施”。这一切，在中国传统中付之阙如。

简介：一、郭××盗窃案基本案情2007年12月24日19许,犯罪嫌疑人郭××伙同刘××(在逃)在卢龙火车站货场5道停留的列车上,采用刀割篷布卸货的方法,盗窃车内化肥10袋,价值1350元,2008年1月3日19时郭××伙同刘××、赵××等(均在逃)以同样方法在卢龙站内的停留列车上盗窃"军用大米"12袋,价值840元。

简介：列宁说过，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伴随着观念变革，并且往往以观念变革为先导。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标志。厉行法治对有着数千年封建历史，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的中国来说，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简介：股份公司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而股份公司设立的条件又是股份公司得以成立及存续的前提。正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各国公司法都无一例外地对股份公司的设立条件进行了规范。本文拟在比较法的基础上探讨各国股份公司设立条件的差异，并就此研究我国公司法中股份公司设立条件的相关规定及意义

简介：<正>我国刑法第七十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如果没有再犯新罪,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再犯新罪,撤销缓刑,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根据这一规定,撤销缓刑的条件是缓刑犯在缓刑期间"再犯新罪"。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是最初设置缓刑的直接缘由;籍以鼓励犯人自新,使缓刑成为改造犯人的手段,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

简介：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代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人大代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时期做好人大工作，必须要坚持人大代表主体地位，各级人大常委会一定要积极为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创造有利备件，

简介：单位累犯肯定说与否定说的根本分歧在于未能建立统一的学术话语平台，与自然人不同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单位累犯具有自身组成要素上的复杂性。单位累犯的探讨与建构必须以三个前置性条件为出发点．即肯定单位犯罪主体的成立、单位主体具有人格特性、单位内在组成的整体性。厘清这三个前置性条件，是探讨单位累犯特殊性和重构单位累犯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