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黔东南侗寨T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其实践路径及效果,并从文化贫困的视角来阐释"内卷化"成因。研究发现,自循环的实物经济与互助体系是文化贫困根深蒂固的经济社会基础,在这种文化轨迹下扶贫产业被"内化消解",未能转化为增收渠道。随着现代市场的渗透,本地村民面临婚配挤压、建房异化及城市消费主义影响等家庭转型压力,但这种压力在传统文化惯习下并未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家庭劳动力未能实现市场最优化配置,反而呈现出"间断性"务工形态,导致家庭积累能力不足,从而造成"积累与支出"的深刻悖论。国家扶贫项目的注入型塑村民"等靠要"思想,村民在"贷款"政策的"引诱"下陷入"借-还"的贫困循环之中。只有从更为根本的教育工程入手,而非只依赖产业扶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
简介:政策试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是其核心。政策试验要想取得成功,中央推进和地方创新缺一不可。中央推进不仅指中央提供的强有力支持,更重要的是不能忽略它的引导和及时纠偏的作用。地方政府是政策试验的具体实施方,它的积极性是政策试验得以展开的起点。《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出台是政策试验在法治领域的典型体现。中央推进具体表现为提出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这一政策目标,湖南省试验立法的成功体现了央地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其开门决策的做法实现了法治湖南的跃升。
简介:新民主主义理论从产生到丰富的实践过程,印刻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早期革命实践中,中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却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批判和攻击,阶级革命在中国一时走入困境。为应对挑战,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以民族抗战和统一战线为旗帜,通过对阶级属性的重新定位,革命实现由阶级动员向社会动员的转变,实现从单一的阶级革命到革命的阶级联盟转化。由此,中共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实现了对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展现了一个超越单纯阶级革命范畴、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政党形象,推动了自身理论的创新与成长。
简介:长期以来,GDP至上的城市发展观,过度关注城市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却忽略了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要素禀赋被错配,价值观念被扭曲,导致作为新市民的青年的需求被忽略或边缘化,城市与青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异化。"城市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及政策的发展演进正在重塑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理论认知和实践逻辑。一方面,作为承载金凤凰的梧桐树,产业的聚集和升级有助于通过高收入示范、优质公共服务、宽容社会环境形成对青年的吸引、凝聚和吸纳;另一方面,青年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力量,青年的聚集在合意的政策条件下,通过知识溢出效应贡献于产业升级,进而形塑起城市发展的战略优势。以一线城市青年政策改良和新一线城市青年人才新政为标志,我国城市发展逐渐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回归,住房援助、户籍制度、收入保护、就业创业、政务效能、基础设施、城市环境等公共服务不断改进,为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提供普惠性青年福利的新政措施不断升级,"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对城市更有为"的新型城青关系使得我国城市发展正迈进一个新时代。
简介:党内法规的体系化,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重要保障,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既要在部门种类的设置上回应党的"五大建设"的现实需要,形成"1+4"的基本构成,也要在效力位阶的安排上建立"三层结构"和"七位制度",彰显内容统筹的整体性和形式结构的层次性。欲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在理念、制度、技术三个层面上同时着力,围绕法治化、系统化、精细化三项要求总体落实。一是在理念上应着眼于法治化要求,从明确立规原则、优化立规技术、改进立规机制等方面稳步展开;二是在制度上应着眼于系统化要求,从健全基础主干性法规、完善配套性法规、加强立废改释工作等方面统筹推进;三是在技术上应着眼于精细化要求,从强化程序保障、注重权利保护、明确违规责任等方面综合施策。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落脚到新时代应该如何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最后也号召要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当下,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应该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结合,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简介: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