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多维透视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多维透视

彭小宇

红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省 蒙自市  661100

摘要：柯文批判了美国学界在研究中国近世史时所采用冲击—回应框架、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主张从中国历史内部出发，注重中国历史演变的内部因素。尽管这种模式不是尽善尽美，在使用上也有局限性，但在探寻中国近代史演变的动力和轨迹上，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纠正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趋向。。

关键词：柯文；中国中心观；近代史研究

一、“中国中心观”的主要内容

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文版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但柯文也很谨慎地指出，要想干净彻底地消除种族中心的歪曲实属不可能，只能要求把这种歪曲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接下来柯文教授用四章篇幅逐一批判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界在研究中国近世史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分别是冲击—回应框架、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在最概括的层次上，我的主要论点是，这三种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

冲击—回应模式。此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教授说，“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冲击——回应取向的问题，在于它按照中西接触中产生的一整套问题来事先规定19世纪中国历史中哪些事物才算是重要的。更具体地说，它从几方面歪曲了历史：它阻碍人们去真正研究这一时期中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最多只稍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它容易使人把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有关联的一些侧面单纯解释为“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实际上它们却部分地——在有些情况下主要地——是对本土力量作出的回应；最后，由于它把重点放在人们有意识的“回应”上，就自然会引导人们采用思想、文化和心理的解释方法，而削弱了采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解释方法。为了纠正这种歪曲，柯文建议把中国划分为若干不同层带。根据受西方影响的不同程度，分为最外层带，中间层带，最内层带。

“传统—近代”模式。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从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许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

帝国主义模式。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柯文认为此模式和前两种模式实质上都属于“西方中心模式”，因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认为19、20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但是，这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帝国主义模式）或都隐含地（如冲击—回应与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19、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

在对以上三种模式的偏见和弊端进行过剖析和批判后，柯文在第四章提出“中国中心观”。并将之归纳为四：“（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开展区域性和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式与技巧，并力求把他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二，中国中心观的内部取向

中国中心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部取向。该书的译者林同奇教授根据著作的内容概括出三种含义。一是柯文在批判冲击——回应模式时使用的，柯文教授主张在研究的内容和课题方面，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二是在批判传统——近代模式时使用的，强调的是推动历史演变的动力来自内部因素。三是在阐述中国中心观的内涵时柯文教授所主张的史家探索历史现象时采取的内部角度。内部取向是指从有别于“局外人”的“局内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是指“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其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也即“移情”。

“中国中心观”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它反映了美国七十年代以来研究亚非、非、中近东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总趋势，即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从社会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特点探索其历史进展，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

三、对中国中心观的误解——历史研究的内外因因素

该书出版后，褒贬不一。批评的一个要点就是中国中心观夸大了中国近代史的内部因素而忽视了外部因素。国内学者如经济史学者汪熙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一文中就指出柯文的著作中心思想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部因素上。他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力量会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之路，中国中国的近代史。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取向或称中国中心观。他强调中国内部因素，我们称之为内因论。¹汪熙教授指出，柯文理论的最大缺点即过分强调中国背景的特殊性，反过来就未能认真深入地研究有关外国的一段。外因也可以成为主要的一面，历史研究应内外因结合。盖世德也认为，19和20世纪正是中国史无前例地和外部世界广泛接触的年代，而中国中心论却过分地夸大了中国历史的独立性。

针对质疑和批评，柯文教授在再版新序中给出了回应。柯文教授高度肯定了兰钦和波拉切克的两部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中国中心论的许多特点而且也十分重视分析帝国主义对晚清中国内部政治所造成的影响，这些作品不仅不否认外来因素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相反，它们所采取的的方法更有效地分析了外来因素在中国的特殊表现。柯文教授也认同汪熙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内外因相结合的看法。

可见，柯文教授并不否认外来因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该书针对的是战后美国中国近代史学界在研究中国历史当中的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外部取向，针对这种单向的极端，柯文教授才提出中国中心观，提醒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同仁们注重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从中国历史自身去理解中国历史。但是，柯文教授也批判了中国学者以中国为中心的单向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中，柯文教师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国学者并不十分关心中国中心论对外来影响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知识分子中国历史的批判和责难后，这些学者似乎很高兴有机会重新审视过去，把中国的过去视为有生机并有助于发展和演进的源泉，而不再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中心论似乎肯定了这些学者的倾向，尽管这种结果并不是该研究取向的本意。”²柯文教授暗指的是许纪霖发表在《读书》1991年第11期的《从本土寻找历史》和陈平原发表在《二十一世纪》的文章《新文学：传统文字的创造性转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出现的一股在近世中国内部寻找现代性的思潮。在夏明方在《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现代性”——“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之二》中，就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夏明方教授指出，“被众多学者发现的所谓中国历史内在自发的“思想现代性”，与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不如说是这些学者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明。”³可见，西方中心论固然不可取，但是过分地强调中国的内部因素，将中国中心论教条化神圣化，并以此来剪裁历史，甚至于无中生有的“发明“，也非柯文教授的本意。从单向的西方中心论到单向的中国中心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都是柯文教授反对的。柯文教授从不认为中国中心观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他“只是一组趋向，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鉴于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缺陷和偏见，任何理论范式的运用都有可能陷入范式先入为主，削足适履去裁剪材料的窠臼。

正如柯文教授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言“因此这些书令我高兴地支持了我在自己著作中详细发挥的命题，即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由以上可见，柯文教授尽管主张中国中心观，主张讲考察中国历史的重心放在中国内部，但并不否认外部因素。

四、中国中心观的使用局限

在柯文为自己的论文集写的序言《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一文中，柯文坦承中国中心观潜在的局限。“我认为，有无数的中国历史课题还是适合和应该采取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不过，有些课题则不一定直接适用。近来有好几个研究范畴，尽管毫无疑问与中国历史有关，但更适合依循其他途径探讨。……无可避免地，这些新问题的提出，对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柯文教授以中国满族和穆斯林特性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样研究的局限，并提出，在某些研究主题可能需要中国中心观和其他研究取向相互配合。可见，柯文教授并未将中国中心观教条化，将之适用于所有中国问题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中国中心观和冲击——回应模式也有一些相通之处，不过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罢了。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入侵这个大背景下，西方因素是个不能回避的外部因素，借用学者李学智的话说，“但柯文欲在关涉中国近代历史总体性的解释问题上，将“冲击——回应”模式推倒，则还需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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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中心观的方法论意义

罗志田在《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一文中提到，“‘在中国发现历史’几成口头禅”，可见此书在中国学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尽管此书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批判，如历史相对主义倾向、折衷主义，强调局部研究而忽视总体的通论式的研究等，但瑕不掩瑜。在关乎复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上，任何一种尝试都不会囊括一切，也不会尽善尽美，吹毛求疵的态度自然是有违公正的。一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著作不在于它提供的理论范式如何，而在于它为读者提供的反思空间有多大。中国中心观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它把中国学者从西方的范式和理论框架中拉回来，深入认真地考察曾经忽视的本国历史的某些侧面，注重从中国历史内部探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轨迹。仅此，此书也是值得称道的著作。此外，本书浓厚的思辨色彩，全新的视角，扎实的考证，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和对传统——现代模式的超越等，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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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

2. 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现代性”——“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之二》，《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 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第5期

4、 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作者简介：彭小宇，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红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共党史，

作者简介：彭小宇（1981-），男，汉，河南汝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史党建。

1 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第5期，62页

2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231页

3 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现代性”——“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之二》，《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 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