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东汉以来,多数易学家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存在错简。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这八个卦不依“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方式排列;二是这八个卦的《杂卦传》传文也不叶(协)韵。然而,虞翻、干宝等则以为,此八卦不依“非覆即变”方式而成杂乱排列,体现了某种深义;另有一些通音韵的易学家也考证出相反结论,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是叶韵的。所以,简单地以是否按“非覆即变”排列和是否叶韵来考察《杂卦传》的错简问题,是靠不住的。当代学者对《杂卦传》错简说做出了进一步的证明与推测,但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前贤对于《杂卦传》错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原因在于对《杂卦传》内在的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缺乏认识。《杂卦传》卦序效法的是昼夜变化之道,依其内在的象数结构,可分为上、下、杂三篇,表明《杂卦传》的传承足完整无缺的,“错简”说不能成立。《周易折中》针对《杂卦传》提出的互卦与循环互卦的观点,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简介: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简介: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简介:罗钦顺对自然界“理”、“气”范畴和理气关系的探讨及其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形成其“气本论”的理气观,所提出的哲学命题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立论根据构建了其哲学逻辑结构的理论基础。罗钦顺对人生界“心”、“性”范畴和心性关系的探讨及其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发扬、对陆王心学和禅宗佛学的批判与排斥形成其“性本论”的心性观,所提出的哲学命题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论证主题构建了其哲学逻辑结构的思维重心。罗钦顺用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作为统一其自然界之理气观与人生界之心性观的逻辑前提,但其哲学逻辑结构中阐发其论证主题的人生界之“性本论”的心性观与提供其立论根据的自然界之“气本论”的理气观存在着无法统一的内在矛盾。
简介:当我们断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为逻辑学?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终极关怀对逻辑学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何以希腊文化能完成从逻辑思维到逻辑学的发展,希伯来文化却不能?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终极关怀,使认知主义成为主流,而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使反智主义成为主流。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终极关怀: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