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已满16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一己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因不满16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上、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因此，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查清被告人的年龄特别是被告人的临界年龄即被告人是否已满14岁或者是否已满16岁抑或是否已满18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应8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一所以，么、须慎重对待，全面、客观、准确查清被告人的临界年龄，下面，笔者就如何凋查、收集有关被告人

简介：编辑同志：一审法院判决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院也未抗诉，刑事部分已发生法律效力。但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提出上诉，对于被告人的刑罚执行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在刑事部分已发生法律效力后，对被告人解除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措施，将执行通知书送达当地公安机关执行缓刑。另一种意见认为，进入二审程序后，应对全案进行审查。待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后再执行缓刑。请问以上意见哪一种正确？

简介：刘甲与张三、李四系某县城待业青年。3人均好逸恶劳，整日结伙四处流荡。去年12月的1天，3人用完了身上所带的钱，无法继续“潇洒”．遂合谋抢劫出租二轮摩托车找点钱花，于是3人分头准备了匕首、手电筒及布带等作案工具。当晚8时许，张三、李四按照分工先行到县城外公路边的一加油站附近等候。刘甲遂从县城骗租一辆出租两轮摩托车．谎称有急事到某镇。路经加油站附近时．张三、李四站在公路中急呼停车，刘甲称二人系其朋友，也叫摩托车驾驶员停车。摩托车驾驶员因从事出租业务已久。有一定的社会经验。

简介：原告俞某于2000年9月18日购买一部摩托罗拉V8088手机，同年10月，手机不慎掉入厕所。俞某即到被告某维修中心检修。被告经初步检查，即告知俞某手机已进水腐蚀，不能维修，只能更换主板，经双方口头协议约定以2000元价格达成更换手机主板的协议。2001年4月，俞某使用手机时发现按键失灵，即到维修中心检修，方知其更换的手机主板为旧板。为此，原告、被告经多次协商未果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约定为更换新板，被告以旧充新，系欺诈行为，应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承担双倍赔偿的责任。被告认为双方约定为更换修复板，不是新板，同时举证其手机新板成都内部报价为2200元，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口供（供述和辩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七种证据之一;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实践中对口供及案件证据运用和认定的难度。规范口供运用和认定的法律标准、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才能正确地审查判断与认定口供。

简介：编辑同志：今年３月８日，某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胡某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３０００元并于当日将刑事判决书送达胡某，同时送达了一份取保候审决定书。但看守所没有将其立即释放。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但没有提到被判缓刑的被告人是否应立即释放的问题。请问：一审法院对被羁押的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应在何时释放被告人？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检察院张建初张建初同志：缓刑判决是一种有罪判决，表明被告人已构成犯罪，负有刑事责任、应受到刑罚处罚，只是附条件地暂缓执行其刑罚。缓刑期间，罪犯须在其居住地接受考察。考察过程中，罪犯要受到一定的人身自由限制，即要按照缓刑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的批准等。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缓刑罪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管规定，情节严重的，则要被撤销缓刑，在监管场所执行原判刑罚。至于在押的被告人被一审法院判处宣告缓刑的应何时释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作了具体规...

简介：在刑事诉讼中,刑事推定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控方证明的难度.对案件适用推定不是有罪推定,而恰恰与无罪推定原则具有相容性.推定具有可反驳性,被告要推翻控方的推定必须要提出证据证明,承担抗辩责任.此种抗辩责任与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不是一个概念.

简介：被告人翻供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由于被告人庭前供述缺乏证据能力规则的约束,法官普遍以被告人庭前供述定案,这是导致我国冤假错案的一项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被告人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规则。国外在被告人庭前供述准入制度的设置上,存在传闻例外模式与直接言词模式;在庭前供述排除制度的设置上,存在正当程序模式与任意性模式。我国宜借鉴直接言词模式与任意性模式,在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一致时,庭前供述不具备证据能力;在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不一致时,庭前供述如果具备自愿性要件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只有同时具备自愿性与真实性要件时才可作为实质证据。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有权就起诉书的内容进行供述和辩解。本文从国外当庭翻供现象不突出，归因于其采用了无罪推定原则，而我国当庭翻供多，是因为我国没有采用无罪推定原则，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从而建议立法上应赋予被告以沉默权从根本上制服被告人当庭翻供。

简介：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处在被追诉的地位,是权利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群体,加强对他们的权利保护,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客观要求,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多少及其受保障的程度,也被视为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志。但是,在审判

简介：<正>一、刑事案件由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案件的地区管辖一般是以犯罪地来确定。不过,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也允许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是,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范围是有限的,

简介：我院在审理被告人徐某放火一案中，对被告人徐某在公安机关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又未出示传唤通知书，仅是口头传唤其到公安机关进行讯问时，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的行为能否认定自首，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徐某被公安干警口头传唤到公安机关进行讯问才交待全部犯罪事实，不是主动、直接投案，不能认定自首。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传唤或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进行讯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应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并应当出示传唤通知书和侦查人员的工作证件。公安机关在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把徐某带至公安机关讯问，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讯问，不符合讯问的程序要件。因此，被告人徐某的行为应当属于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主动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请问哪种意见正确？

简介：在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中期在英美法中出现了被告人作证制度。该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英美法国家一项特有的诉讼制度。现在,被告人作证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借鉴,因为它符合诉讼价值的要求,也符合刑法合目的性的理念。被告人作证制度使法官在更大程度了解案情的同时,保护被告人的沉默权。但为了公平和正义,此时的被告人不再享有'反对自证己罪'的特权。中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制度与之相比有利有弊,辩解为利,供述为弊。因此,我国的相关诉讼制度应当以此为鉴,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简介：被告人申诉也不应加重刑罚杨仲黎刑事诉讼法有关申诉的规定大致有五条。依据处理程序、申诉内容、主体和时间的不同，这五条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诉讼过程的申诉，是指被告人、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处理。具体为：我国刑事诉...

简介：中国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辩护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这种对辩护人地位的认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各说各话”的现象.美国刑事诉讼中也出现过被告人与辩护律师意见冲突的实例,并且也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应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经二次修正,但是都未明确“辩护人诉讼地位”.由于现行法律未能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就需要根据现行法律关于辩护和代理的规定来分析我国对被告人与辩护律师意见冲突的态度.

简介：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证明力规则,主要目的在于对被告人有罪供述证明力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提出了补强要求.应以实体法为依据,从证据法的角度对该补强规则的性质、根据、适用范围、和补强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能力、共犯有罪供述方面进行明确,以求补强规则能在刑事司法中得以恰当的运用.

简介：被告人顾德友与被害人汪科昭在本社李家饮酒时，因故发生争吵准备互殴，被其他人劝阻。晚9时许，顾德友、万世辉和汪科昭三人先后同路离开李家。在距李家约30米处的田埂上，被害人汪科昭突然叫喊“顺德友打我”，并呼唤对面在家的妻子张治良拦住被告人顾德友。

简介：以司法实践中的案例为切入点,指明立功制度在程序认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其存在的原因,这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在明确立功制度本质的基础上,指出应限制立功制度功利性的影响,以公正和效率价值对其进行引导和矫正,并提出完善我国立功制度的建议,这对立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简介：有些国家的审判程序不认为刑事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供述是一种独立的证据来源,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人证。在这些国家中,被告人可以象证人一样宣誓作证,并同样要象证人一样负伪证的法律责任。苏维埃审判程序与此不同,无论在何种情况

简介：有幸参加《中国一瑞典证据法研讨会》在北京为期一周、瑞典二周的学习、研讨活动.活动中,我们小组担负了“中、瑞两国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之比较”的课题.通过学习,加深了我们对瑞典作为经济较发达、社会形态较稳定的高福利国家的刑事诉讼架构,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保护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