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印度文化经历了与雅利安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流与碰撞，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印度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印度成为世界文化大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竞争，并为印度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又会对国家的治理和整合形成障碍，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地区、民族、教派和种姓阶层之间产生不均衡，拖延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激化宗教矛盾和种族矛盾，成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印度正谋求成为文化大国，印度政府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措施已成为保障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国策之一。但是，与此同时，印度也面临着如何将这种多样性的力量加以有效整合、并使之变成促进现代发展的积极力量的问题。

简介：对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探讨，学者们大多是从“民主的不信任”出发的。阅读了相关资料后，可以发现，当我们正积极呼吁建立这一制度时，在其发源地美国，学者更多的却是对它的怀疑与审视。而通过了解美国学者们对司法审查正当性的争论，梳理其司法审查的渊源及发展历程，明确美国法院在不同时期的司法审查态度与政策。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有许多学者怀疑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并且提出深刻的理论批评，但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毫无疑问。

简介：在德国刑法教义学中，人们习惯于将犯罪说成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和有责的行为。不过，我们仅凭这些定语还无法从内容上确定，犯罪行为究竟指的是什么。实际上，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所充当的是某种检验程序的角色，借助这一检验程序，能够回答，某人是否实施了可罚行为。

简介：梳理宪法委员会的判例,可以从法律形式上揭示法国式单一制的变迁。法国现行1958年宪法在制定时遵循了大革命以来的传统,强调共和国的单一性。单一制既是主权之不可分割性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之单一性的制度形态,据此,国家是唯一的立法者,公民以可互换的身份平等适用同样的法律。经过55年的演变,法国式单一制逐渐承认了地方多样性。在地方组织日益多样化的同时,法律也日益地方化。地方多样性的承认使单一性原则焕然一新,它也反过来对单一制国家的永久性构成一种保障。法国已经在单一制与地方自治之间找到了一种宪法平衡。

简介：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颁布，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条；而与此同时，各地频频报道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着严重的非法讯问手段；而这些非法讯问手段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职权式”侦查讯问模式的弊端；“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的构建，意在增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制衡在讯问程序中对侦查人员行为的制约，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阶段的基本权益。

简介：＂事实性与有效性＂是哈贝马斯法哲学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在扬弃罗尔斯《正义论》研究偏重＂规范性＂而缺乏＂事实性＂、卢曼系统论缺乏＂规范性＂而偏重＂事实性＂的不足后,哈贝马斯提出以＂沟通理性＂为核心的＂沟通行动＂弥合二者之间的断裂。通过仔细考察哈贝马斯语言哲学基础,分析＂事实性与有效性＂何以成为哈贝马斯的核心关切,进而揭示＂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双重张力。

简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刑法谦抑性面临新的更大挑战。应着重从理论定位、功能发挥、实现途径和科学适用等方面进行自我完善，从而使得刑法谦抑性的具体内容能够及时跟进社会发展并不断向前推动，决不能故步自封。对于刑法谦抑性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出现的错误与偏差，也亟需在这一过程中予以及时匡正和纠偏。同时，在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发展进程中，须充分发挥刑法谦抑性应有的重要作用并予以坚守。

简介：日本刑法中的可罚的违法性论，旨在将尚未达到可罚的违法程度的微罪行为排除在刑法不法之外。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形成了以佐伯千仞博士为代表的违法性阻却型和以藤木英雄博士为代表的构成要件符合性阻却型两大谱系。绝对轻微型、相对轻微型和违法相对型事案是这一理论适用的主要范围。尽管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体现了犯罪成立的罪量要求，与我国刑法中的罪量规定可谓异曲同工，但立法模式、犯罪论体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表明借鉴的意义可能是有限的；不过，该理论的发展历程也给予我们诸多价值观念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简介：行政违法性认识不是违法性认识的对象，也并非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但要想成立行政违反加重犯，则必须具备行政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就认识错误而言，行为人对符合行政管理规范规定的禁止事项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的认识错误，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对禁止事项的评价错误则属于法律的认识错误，只有根据具体情况，行为人确实不具有回避行政违法性认识错误之可能时，才不构成相应犯罪。

简介：专断医疗侵犯了病人的自主权，所以，基本上不受容许。依据医疗伦理原则，医师实施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前，应尊重病人的自主意思，必须以病人的同意为前提。但是，某些例外的情况，如病人昏迷而不能自主决定或病人所作的决定不合常情而可能危及生命时，医师也许要采取专断医疗。这种情况下的专断医疗，在刑法上是否要加以责难，有讨论的必要。以耶和华见证人拒绝输血为例，医师在医疗过程中，如果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违反其意思而输血，刑法上不能评价为违法。因为，在“防御性医疗”当道的情况下，懂得自保的医师只要迎合病人的决定，既可以快速了结医疗案件，又可以免除法律争端，何乐而不为？唯念念不忘救人的善良医师，才可能作出违反病人意思的医疗决定，刑法不应苛责此类医师。

简介：人的致灾性是各种灾害中人的行为不当诱发、引发或者加重、聚集灾害因子,带来灾害损失的属性。这种属性具有主体性、必然性、可控性和义务性等特征,其发生原因是,市场失灵、政策失效与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加上许多时候,社会公众个体“人的致灾性”过于微弱或弱小,被学界当成不具有观察价值的致灾体,以及人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的过度性。人的致灾性可以通过各种灾害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加以证明。人的致灾性是灾害法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基础范畴。

简介：登记制度的演变,诠释了"治世不一道,变革不法古"这一古训。自3月1日起,中国老百姓的住房,将被逐步纳入不动产登记的信息平台。2016年全面实施统一登记制度,2018年前,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投入运行,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基本形成,这将对产权确认、市场交易、宏观调控产生深远的影响。强拆、违建将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的监督。市场交易信息也将更为透明,供求信

简介：荣誉面前需要保持一份清醒,辩证地看待荣誉。2014年11月,全同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省人大机关离退休人员党总支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习近平总书记存接见与会代表时充分肯定了老干部的历史贡献,高度评价了广大离退休干部坚定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并对老同志提出了殷切希望。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所谓使用性盗窃,是指行为人基于返还的意思,未经允许而私自暂时性地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民法理论所说的无权使用(furtumusus)的表现类型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使用性侵占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使用性盗窃并不具有盗窃罪的刑事可罚性,因为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缺乏成立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否定说)。[1]但近来有少数学者认为,使用性盗窃并非一概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当造成了相当利用可能性的妨害[2]或者导致他人财物遭受较大折损消耗[3]时,同样应作为

简介：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极大地疏离了党群、干群关系,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重拳反腐,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落马,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肃贪的决心,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执政合法性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形势还非常严峻,反腐败工作离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执政党必须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遏制腐败势头,直至最终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才能赢得民心,不断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简介：药品这把＂双刃剑＂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在威胁着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如何最大化地保护药品侵权受害者的利益,实现社会整体价值？构建药品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为解决现阶段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探讨方向。

简介：“法治中国”概念之深层问题的合理澄清和理论的内在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平台和分析框架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多元现代性不仅能包容和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价值纷争．而且能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现代性的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内在诸多因素的持续互动提供结构上的理论分析模型．其理论潜力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理论平台和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从现实的学术语境来看，目前法学界法治的中国话语之兴起。其提供的二元对立框架并不足以回应“法治中国”的深层问题或作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由此．法治中国需要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下．走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论辩框架。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党的群团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思想性、针对性，是指导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工会作为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突出问题导向、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制度建设，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

简介：任意侦查的标准具有局限性。侦查的强制性分为外在强制性和内在强制性。秘密侦查和公开侦查中的任意性体现了现代侦查的深刻矛盾，使任意和强制具有相对性。侦查活动中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职责的法律关系，反映出其中的任意性与强制性，二者有彼此渗透的复杂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侦查权力中的“任意”情形及其法律关系需得到正视，侦查活动法律矛盾需在案侦实践中辨析、引导和平衡，立法需反映案侦规律，激发能动执法的正能量。

简介：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对于指导和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只有通过内化才能转化为公务员的行动指南。本文在概述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内化的含义及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从公务员素质、行政管理、社会道德和公共利益等方面阐述了其内化的必要性,从人的社会化及公务员的可塑性、公务员伦理教育及其主体的可接受性、普遍开展公务员职业伦理教育的现实性等方面论述了内化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