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对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如何处理与其它政党、社群组织和普通选民的关系和社会控制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制度设计上,它是一个存在一定程度多元制衡的一党独大的以行政为主导的软权威主义的政体。在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方面,执政党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对其严格限制和控制,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把其摒弃在国家权力之外,另一方面则保证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发言权,以对执政党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反映不同的利益和政见。在处理与社群组织和选民的关系方面,其基本原则是通过推行国家合作主义的政策把人民群众纳人执政党所设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实行一种具有多元利益表达和一定民主性的、提倡体制内合作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人民行动党在联系群众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尤其是这种机制不是一味迎合人民群众的眼前需要.而是着眼于其长远利益。
简介: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简介:劫持者之所以实施劫持人质的行为,源自于他实现其某种需要的欲望。为使其欲望得到满足,劫持者一般都会向警方提出一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大致可分为可考虑答应的与不可考虑答应的两大类。一般而言,对于劫持者提出的食物和饮料、香烟、用于治疗的药品、金钱、交通工具等要求,应将其视为可与劫持者建立互信与融洽关系的、一个潜在的、可资利用来解决人质事件的条件,可与之进行谈判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答应,但应通过讨价还价等策略加以应对。而对于劫持者提出的提供武器弹药、提供毒品、释放被关押的同伙等要求则不可答应,但从策略角度也要避免直接说“不”,可通过条件置换、适当地使用“空头支票”等谈判策略灵活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