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由胡适等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套经由“国学”,把“古学”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具体方案。按照该方案,包括经、史、子、集等在内的一切“古学”,都将被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纳入国学研究领域;然后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整理成系统的文化专史。“文化史”既是“整理国故”的最终目标和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然而从具体学术实践看,“整理国故”运动在学术性质、治学方法等方面与文化史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了目标的实现和方案的落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专史系统,以西方的哲学框架,形塑中国的历史资料,被奉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实际上也并没有严格遵循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法则,他所建立的文化专史系统并非“小心的求证”的结果。就此而言,“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革命和裂变。
简介: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成,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