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导言本文题目与HeikeJung不久前所发表的一篇论文标题[1]相同。我随其选择这一主题,不仅要以此方式对这位多年的朋友和诸多选择性草案的合作者表达敬意,也是因近年来这一主题重新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缘故。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不能未遂一般不受处罚随着持续性的司法实践几乎不受怀疑,尽管直至19世纪30年代左右仍有很多理论上的反对者。[2]此后,新刑法总则的立法者在第22条中

简介：虚假共犯的可归责性讨论了行为人假装具有犯罪意图,客观上实施了帮助或者鼓励实行犯的行为,是否能被归责的问题。虚假共犯是否具备共犯的犯罪心态是该问题的核心。美国判例倾向于共犯心态的着力点在对犯罪结果的共同认识。在实用主义指导下,虚假共犯＂不可告人的动机＂与犯罪心态的界限会受到模糊,从而平衡现实利益,达到实质正义。

简介：<正>自从1998年美国在StateStreetBank&TrustCo.v.SignatureFinancialGroup,Inc案中确认对商业方法发明给予专利保护之后,有关商业方法专利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一方面原因是经济的全球化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和与之相关的法律政策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很难说这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因为对于专利法保护范围上的一个新的突破会引起在技术、经济上新的竞争因素,尤其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使得这一因素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原因是商业方法发明专利与计算机程序专利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不可分的,商业方法发明专利

简介：根据学者的研究统计,我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医疗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且我国的医疗纠纷正向着数量增长快速化和案件复杂化发展。在此种情况下,医疗纠纷传统解决方式正遭受着重大的挑战。关于法定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我国仅有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第46条规定的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三种渠道。多数学者认为拓宽医疗纠纷解决的渠道是必然,其中以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极具可能性,甚至全国政协委员、医学专家黄峻也多次提出医疗仲裁的提案。

简介：本文旨在分析文化与法律的可预期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尊重先例之于法律的统一和发展、制度的强化、平等的促进、经济理性、对法律的尊重、个人责任的增长的重要性。

简介：吴某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L市某村建造房屋六处,总建筑面积307.6平方米.经查明事实之后,L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依法作出“限吴某于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上述六处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吴某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之后又依法提出上诉.吴某诉称,被上诉人选择性执法非常明确.

简介：2000年6月26日，公立人类基因组和私营基因研究中心塞莱拉公司共同宣布基本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科学家们破译了97％的人类遗传密码，完成了85％的基因碱基对测序。这一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基因技术世纪已经来临，人类文明正面临一场基因革命。有关基因技术研究成果的法律保护问题也被提到专利保护层面上来。

简介：我国诉讼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证据立法将要制定以可采性规则为主体的证据法则。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证据问题凸现。本文在对电子证据的概念、法律地位界定清晰的前提下，提出了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认定的具体标准，以期有助于中国的电子证据立法。

简介：损害赔偿金是否具备所得性质，此问题与所得定义以及损害赔偿在税法上应当如何被评价息息相关。关于所得的概念，各国税法并无明确定义，学说对所得概念也存有不同理解。而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关于损害赔偿金可税性的判断有非所得、应税所得及免税所得三大类，故对于损害赔偿金是否应课征所得税，便容易出现因个案不同而有歧异的认定，影响税法秩序的安定性。本文通过对所得定义的分析，并结合损害赔偿在民法上的功能定位，认为损害赔偿金并非都具有所得性质，并进一步探讨对损害赔偿金课税所涉及的所得类型合理归属问题。

简介：1998年美国法院在StateStreetBank案中确认了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从此商业方法专利引起了人们热议。通过对商业方法专利的兴起和发展趋势的观察,以利益平衡的观点分析商业方法专利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得失以及商业方法专利所蕴涵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我们对商业方法专利采取适当的立场和对策。对我国而言,给予商业方法专利保护并非国际义务,商业方法专利应缓行或加以规制。

简介：<正>陷害教唆理论源自大陆法系的德国,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当年创立该学说所应对的问题同样在中国出现,但是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却多从英美法出发,试图以诱捕侦查的角度从程序上予以解决,而在实体法上对陷害教唆理论着墨不多。诱捕侦查理论和陷害教唆理论解决的都是被教唆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使被教唆者脱于不正。换而言之,被教唆者"不正"是因为不当诱惑或不当陷害,因为诱惑、陷害不当,所以被教唆者转而为"正",即真正不正之人是实施不当诱惑、陷害之人,令人奇怪的是,该真

简介：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具有认定证据可采性的自由裁量权，不必严格适用各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可采性规则。不过就一些具体的证据可采性问题，国际上形成了一般实践。仲裁庭在认定证据的可采性时，除了考虑相关性，还可能考虑效率、仲裁费用等因素。另外，仲裁庭认定证据可采性的权力并非没有限制。我国相关仲裁实践存在一些问题，与国际一般实践相脱离，应予以纠正。

简介：<正>引言所谓"不能未遂",其意大致系指行为人因某些错误认识而使其行为本质上不可能达到既遂状态之情况。[1]然而,需注意的是,在日本刑法理论中,不能未遂被称之为"不能犯",系指不成立犯罪因而不可罚之行为,其与未遂犯乃相对的概念。而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凡行为之实行不可能发生结果的情况均称为不能未遂,不能未遂乃属于未遂犯中的一种。[2]"德国学界将‘不能未遂’(deruntauglicheVersuch)分成‘普通的不能未遂’(dernormaleuntauglicheVersuch)以及‘出于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dergrobunverst(a|¨)ndigeuntauglicheVersuch)两种,而只有后者才享有‘必减免其刑’的宽典。"[3]至于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刑法"修正之前,不能未遂属于未遂犯的一种,而在"刑法"修正之后,不能未遂成为不可罚行为,然而其"不罚"究竟是因为阻却不法还是因为阻却刑罚,学界争议颇大。[4]基于对不能未遂的不同理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往往在有关不能未遂的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争论点,长期以来成为不能未遂理论中潜藏的疑惑,其间各种学说不仅

简介：物权登记行为制度的法律基础是物权登记具有极强的公信力和确定性，这是维护交易安全，促进资源流通的重要保障，在行政诉讼中，物权登记行政行为的可撤销性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问题。

简介：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完全是一回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专门审查和附带审查两种方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前者,然而,在我国现行法院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具有可诉性,不宜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事实上具有可附带司法审查性,我们可以在修改时完善现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

简介：“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是2005年9月5日在北京开幕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主题。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代表与会，其中有37位世界各国的首席大法官。大会将在闭幕式上通过《上海宣言》，充分体现以法律来维护和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和宗旨。（据9月6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报道）

简介：仲裁是国家司法权向民间的让渡，可仲裁性体现着司法权让渡的程度和民间可自行解决的争端的范围。可仲裁性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看法体现着国家在司法权让渡问题上的立场。一些国家的判例和学说对争端类型和内容有了新的认识和诠释，因此这些类型争端的可仲裁性有了新的发展，国家司法对民间仲裁的态度和立场也发生了改变。从总体上看，可仲裁性的范围在不断变大，更多的争端和纠纷已经被认可由民间解决。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所谓使用性盗窃,是指行为人基于返还的意思,未经允许而私自暂时性地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民法理论所说的无权使用(furtumusus)的表现类型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使用性侵占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使用性盗窃并不具有盗窃罪的刑事可罚性,因为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缺乏成立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否定说)。[1]但近来有少数学者认为,使用性盗窃并非一概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当造成了相当利用可能性的妨害[2]或者导致他人财物遭受较大折损消耗[3]时,同样应作为

简介：案情简况（一）案情发展回顾2009年6月23日，美国、欧盟正式在WTO框架中向中国提出贸易争端解决请求，称中国对铝土、焦炭、萤石、镁、锰、金属硅、碳化硅、黄磷和锌在内的九种原材料出口方面的出口关税、出口配额、出口许可证和最低出口价格的四项强制措施违背了GATT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的有关规定。2009年8月21日，墨西哥也以类似理由，提出贸易争端请求。

简介：一引言在我国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三个人租车准备到某地实施盗窃,在车中三人商量准备实施盗窃的具体过程,司机虽然知道这三个人要实施盗窃,但仍把他们送到了目的地。案发后,这名司机被按照盗窃罪的共犯进行了定罪处罚,法院认为司机知道三人乘车去实施盗窃而提供盗窃行为人所需要的犯罪工具或者说便利条件,因而构成了帮助犯。[1]乍而观之,这个案件的处理并无不妥。在客观层面,司机在客观上实施了载乘行